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庄园很发达，但唐代的庄园，并不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欧洲在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多数人口都聚积在庄园中，庄园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城堡。庄园中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手工业品。庄园中的居民除了依附性很强的农民外，还有手工业工人，他们不需要同外界接触，庄园土地不能买卖，只能长子继承，庄园主拥有辖地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而唐代的庄园，则是以农耕为主，范围比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小得多。庄园土地可以买卖，庄园中的庄客、佃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支配权，可以转移他处。庄园中的自给自足性也不象欧洲中世纪的庄园那样顽强，尽管唐代庄园中居民生活具有相当的自给自足能力，其中"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东坊等"，（35）甚至在庄园中还有开店铺、做生意的商人。（36）如柳谋在江陵有一个中等庄园，"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37）但是无论怎么说，唐代庄园中自给自足能力远较欧洲庄园差。唐代的庄园除了经济上的意义之外，往往还带有豪右富家避暑休养的名胜园林的性质，往往随着庄园主的衰落而消失，很少有庄园发展成为城镇的。
    唐中叶以后庄园制的产生，租佃关系的发展，表明土地私有制的真正确立。这一点，还可以从租税分流上得到佐证。前面我们已说到，任何所有权都有一定的经济实现形式与它相适应，"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土地所有权以某种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真正意义上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38）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封建国家确立赋役制度的基础，"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39）在土地私有权尚未得到真正确立的时候，租税是合一的。唐代均田制时期征收的租庸调，仍然是一种租税合一的形式，政府根据财政支出的必要向农民征收的赋税，与土地所有者根据土地占有权向农民取得的地租，仍然是混在一起，没有分开的。这表明唐代的均田制，仍然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只有到了均田制瓦解、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租佃关系发展了，租和税才分立。所以陆贽才明确地第一次把租和税分开。他说："有田之家，坐食租税"，（40）这表明地租已真正成为土地私有权的象征。土地占有者凭借占有权征收的地租，"厚敛促征，皆甚公赋。……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41）"官取其一"的是税，"私取其十"的是租。这时公赋与私敛、官税与地租明确地被区分了开来。巫宝三先生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曾明确地指出："租与税二者严格的分立，'租'指地主收取的地租，'税'指国家课征的各种税收，是在唐代实行'两税法'（公元780年）以后逐渐形成的。"（42）租与税的这种分立，表明了土地占有者已获得了独立于国家法权以外的权利，土地私有权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人们观念上都获得了承认。
    五
    均田制彻底废弛后，作为土地私有权的象征--土地买卖，呈现出了与均田制时期鲜明不同的特征。新发现的唐后期敦煌地区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43）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末尾，同样写着"天倾地陷，一定已后，更不许翻悔。如有再生翻悔，罚麦玖硕，充入不悔之人。恐人无信，两共对面平章，故立私契"的文字。同时，唐后期的卖地契与卖宅舍契、卖牛契的形式是一致的，如唐乾宁四年（897）张义全卖宅舍契（斯三八七七）及寅年令狐宠宠卖牛契（斯一四七五），（44）末尾也写有同样的话语。这说明，唐后期均田制瓦解以后，土地已脱离了国家所有的控制线，成为和宅舍、牛一样的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已经可以凭据自己的意志支配土地、自由买卖土地了。土地买卖也不再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干涉，民间可以如同买卖宅舍、耕牛一样地自由买卖耕地，土地买卖的私契也具有了社会的合法性，国家也不再颁布有关限制土地买卖的法令，而是"人从私契"，听民买卖了。唐玄宗时李元纮曾在上疏中，就明确肯定了这种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他说："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45）而富民土地，"本于交易，焉得夺富以补贫"。（46）这些都表明了唐代后期土地私有制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土地占有者对土地已具有了私有权，并可以排他性地、凭据个人的意志自由买卖，再不受国家的控制和干涉了。国家也逐步放弃了对民户土地的控制和干涉，相应地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的政策，（47）占田的限额亦随之取消，听任民间自由买卖土地，任意占田。所以唐后期土地兼并相当迅速，庄园庄田迅速发展，大土地私有制在法理上正式得到了确认。这表明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逐渐丧失，作为全国最高地主的身分和权力最终失落。
    自此以后，国家的土地政策由被动地采取抑制兼并、均平占田的方式，向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方向转变，以体现土地国有的全国性田制便不再出现，限制土地买卖、限制占田数额的法令也随之消声匿迹。五代后晋土地私有化承唐末之势而发展，政府干脆采取"凡"所在无主空闲土地，一任百姓开耕"（44）的放任政策。宋代时"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之故"，（49）国家公开奉行"不抑兼并"，（50）"田制不立"（51）的方针，土地买卖，"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52）土地"听民自占，多为豪右所侵"，（53）"田畴邸第，莫为限量"，（54）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中占了主导地位，大土地私有制已成了均田制瓦解后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一般历史趋势，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瓦解。（责任编辑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