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考古学家第一次独立主持的对古代都城遗址的发掘[1]。殷墟发掘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也使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与古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首次发掘，是1950年4月对殷墟武官村大墓的发掘[2]；我们考古研究所1950年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发掘，是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和固围村战国墓葬的发掘[3]。这几项发掘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均有重要意义，而其发掘的对象均为商周时期的遗址，这表明，夏商周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是我们考古研究所建所初期即已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1977年以来，我所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老、中、青年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不懈的努力，发掘出一批重要的遗址，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使夏商周考古学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现择要叙述如下。
    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探索
    二里头遗址是我所徐旭生先生等于1959年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4]。此后，我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查和发掘，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大型夯土基址的勘探与发掘
    我们采用铲探和探地雷达，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掌握了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并发现了多处兴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大型夯土基址。继70年代初发掘了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的一号宫殿后[5]，70年代末又发掘了面积约4千余平方米的二号宫殿[6]。在主殿以北，发现1座与二号宫殿同时期的大型墓。二号宫殿可能是该墓的寝殿类建筑。此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古代陵寝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
    共发现三处铸铜遗址，其中位于四区的一处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该作坊遗迹中出土了坩埚和熔炉的残片以及铸造铜礼器和工具所使用的陶范。该作坊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沿用至四期。它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为研究我国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提供了宝贵资料。在遗址第六区，发掘了一座制骨作坊，出土了大量骨料和半成品及少量骨锥、骨针。
    （三）墓葬的发掘
    共发掘了数百座二里头文化的中小型墓葬。有些墓葬中出土了精美的铜礼器、玉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7]。从其规模来看，墓主人当非高级贵族。
    （四）祭祀遗迹
    在二里头遗址九区和六区南部，发现了多处圆形和方形的祭祀遗迹，小者10余平方米，大者超过100平方米。遗迹内有红烧土面，周围有柱坑，并发现凌乱的人骨。在四区的铸铜遗址边缘，发现埋有幼儿的奠基坑。在有的墓地附近，发现埋有人、狗、羊骨的祭祀坑。这些遗迹是研究二里头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的极好资料。
    （五）认识的深化
    通过这20年的工作，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该遗址从一期至四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逐渐发展至鼎盛尔后衰落的过程。一期的遗迹目前仅在五、六、九区有少量发现，未见大型夯土基址。自二期开始，遗址范围逐渐扩大，出现了数座大型夯土建筑和铸铜作坊。三期时遗址进入鼎盛时期。一、二号宫殿均修建于此期，几处铸铜作坊遗址亦于此时进入了铜器生产的高潮期，遗址的范围也继续扩大，约达9平方公里。至四期后半期，绝大多数宫殿和铸铜、制骨等作坊已被废弃。及至二里冈上层时期，该遗址已衰变为一般性聚落。
    经过近2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已对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该文化的分期和各类器物的演变序列，为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在该遗址发现的多座面积达数千乃至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大型铸铜作坊和各类青铜礼器、兵器等，都是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它们对于探讨夏文化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具有其他同时期的遗址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意义。
    为了解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其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70年代后期，二里头发掘队在豫西、豫东和周口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8]，并先后对永城王油坊和河南商丘坞墙等遗址进行了发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