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章太炎首倡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一个长期遭人诟病的口号。最早对这一口号予以严厉批评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重建国民党前后和1924年国民党改组期间，曾多次论及这一口号，视其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注：参见《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页；《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91页；《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年11月15日前），《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27-628页；《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32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页。）
    孙中山的批评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相关的论著在谈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口号时，大都持否定的态度，甚至简单地断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解散、取消同盟会，以至取消革命。（注：参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7-268页；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7-528页。）尽管1980年代以来，也有研究者曾指出，在章太炎来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才是一个完整的口号，它体现了章太炎希望加强各革命团体间的团结和联合赞成革命的立宪派人的思想主张。[1]但这样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也再未见到。
    本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用意不在简单地为这一口号“翻案”，也不仅限于对章太炎本人思想的评析。除却一些史实的订正外，更注重当时人们对这一口号的接受和理解，即这一口号在当时的影响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在批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时，曾屡次说到这一口号在当时“一倡百和，牢不可破”、“几视为天经地义”、“咸误信之”的巨大影响（注：同①；居正《辛亥札记》也谈到：“上海舆论绝对自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论，影响于南京政府者尤不小。”见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而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孙中山一再强调的这一方面。
    一
    指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发明权在章太炎的是这样一则电报：
    “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则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
    该电首见于1911年12月12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大公报》，所署时间“文”，也是“十二”日，然此时间必是农历，即十月十二日，亦即章氏发电时间应为1911年12月2日。以往一些论著以发表时间系该电日期，显然是错误的。（注：此点虽经王有为文指出，但并未引起注意，后出的许多论著仍以发表时间为发电时间，如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李新等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将章氏电日期系为12月4日，不知何据，或为手民之误。）由该电文内容，可知其为复谭人凤等人电，谭人凤等人的来电（注：王有为文，未见此则电报。文中有关此电的解说纯系揣测，且时间有误，详见后文。），应是如下：
    “《民立报》社转山陕景耀月、于右任，两广汪精卫、马君武，四川李肇甫，浙江章炳麟、汪寄生，福建宋渊湲，云南张大义，江苏章梓诸同志公鉴：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并乞与敝处赴沪代表居正、陶凤集等接洽。鄂同志公电，谭人凤、刘揆一、刘公、马伯援、孙武、胡瑛、田桐、蒋翊武、查光复、杨玉如、杨时杰、蔡济民、覃振、丁复等叩。”
    该电首载于1911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日）《民立报》。某些论著即据此为该电日期（注：见《谭人凤集》，第19页；台湾《中国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据发表日期提前一日（11月29日）为该电日期，且将电文中列名者统称为“两湖代表”，亦不确。），且以为该电是谭人凤就任汉口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临时议长后所发。[2]如此系日及论断，也有错误。查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于11月24日（十月初四）到达武汉（注：据谭人凤《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第384页。），其时，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凤集方抵上海（十月初三）。居、陶二人的使命是代表湖北都督与在沪的各省都督代表联系，协商各省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事宜。之前，到沪的各省代表多主张在沪开会，筹组政府；居、陶二人到沪后，经与各代表商议，形成决议：各省代表留一人在沪，其余同赴鄂，“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11月28日（十月初八），在沪各省代表决议：“电武昌黎都督，报告赴鄂代表本日启行。”（注：居、陶二人及在沪代表情况，据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242-243页。）在此期间，汉阳战事日见紧急，11月27日（十月初七），黄兴在湖北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汉阳战事失利情况，主放弃武昌，进取南京。旋以众议不合，当夜渡江至汉口，翌晨乘轮东下。”[3]刘揆一、田桐等随行。11月30日（十月初十），由沪赴鄂的第一批代表（福建潘祖彝，山东谢鸿焘、雷光宇）抵达武汉，随即与湖南代表谭人凤、邹代藩，湖北代表胡瑛、时象晋、孙发绪、王正廷等举行会议，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会议议决“由临时议长致函黎都督，追述代表会在沪时，曾经议决公认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君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注：居、陶二人及在沪代表情况，据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243-244页。）排比以上材料，可以大致确定谭人凤等人的电报日期，应在居正、陶凤集赴沪之后和得知沪上议决消息及刘揆一、田桐等人离鄂之前，即应在11月24日（十月初四）至11月28日（十月初八）之间。确定谭人凤等人电报发于黄兴等离鄂之前，与章太炎的回忆也就一致。章氏晚年曾说：“黄（兴）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4]此处“远询”，或即指谭人凤等人的电报。至于章氏复电稍后，一则或因谭电由《民立报》转且并非给章氏的专电，二则或因章氏此期间正来往于沪、苏、宁之间[5]，所以看到谭电较晚，或也可能只是从11月30日的《民立报》上才得知此电。
    将谭人凤等人电与章太炎复电合看，“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最直接的针对和含意也就清楚：由于谭人凤等电招之人及电报署名者，皆是革命党人（同盟会、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中人），即所谓“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给人一种“欲以一党组织政府”的印象（注：其实“以一党组织政府”，也恐非谭人凤等人的本意。他们主张的核心是在武昌召集各省代表会议，组织政府。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到沪的各省代表多主张在沪组建政府，所以，才派居正、陶风集赴沪做说服工作；在居、陶二人工作成效难以预测的前提下，这才有致“革命党人”的那份电报。就谭本人言，他主张由黎元洪而不是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统（见《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91页。），从而显然与独立光复各省的实际情形即各省“革命军”大多由革命党人、原立宪派和清廷反正官吏组成的现实，形成矛盾和冲突。因此，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直接的用意只在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即如《大公报》登载章氏复电的标题所示：“消弭党见”。（注：《大公报》（1911-12-12），揭载章氏电报的标题为“章炳麟之消弭党见”。）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一党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