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时人们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接受、理解之所以更多指向“变名更署”、改组政党，而非简单地取消、解散同盟会（革命党），应当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这样一种观念--“革命党非政党”--有关。
    直至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成功之前，近代中国人对于政党的了解，不会越出西方列强国家立宪代议制下的政党活动及其相关的政党观念的范围。准此而言，革命党自然不在政党之列。对此，当时中国的保皇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明确的表述。辛亥前清廷的预备立宪，揭开了近代中国政党组建的序幕。保皇立宪派人积极从事组建政党的活动，而与其相关的舆论宣传中，就包括革命党非政党的内容（注：如《新民丛报》第92期刊载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的第一部分，就专论革命党不是政党的道理。该文见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607-620页。）；革命派则痛斥保皇、立宪派的组党活动（注：参见宋教仁：《近日政党之政纲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30-242页），雷铁厓：《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据》、《正误篇》（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79-94页，第182-190页）等。），章太炎就撰有《代议然否论》否定政党的作用，并有《诛政党》的呼吁。[20]显然，革命党人把自己的组织（无论同盟会还是光复会）划在了政党之外。章士钊是当时较有理论和系统的介绍西方政党制度的先驱者之一，辛亥前他曾借《神州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详细介绍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及运作方式，有关论述或可表示当时政党观念的一般。章士钊曾对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作过这样的区分：“政治团体之组织有二：一立于国会之内者，一立于国会之外者，前者政党，后者普通政治结社也。”（注：章士钊辛亥前论政党制度的文章，集中见于《章士钊全集》（一），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此段引文见第482页。）由此界说，革命党当然不是政党。
    武昌起义和各省的响应，将新政府的组织提上日程，仿照美、法两国，建立共和立宪政权，光复各省成为共识。尽管当时存在总统制与内阁制、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分歧，但既然是共和立宪，就离不开政党的作用。所谓“立宪非籍政党不能运用”，“共和成立，中国将为政党世界”等。对于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来说，正是“天经地义”。所以马君武呼吁应尽速组织共和政党，以保证新共和国“长久扶持”（注：参见《言论自由》（1911.11.11）、《论新共和国当速建设国会》（1911.11.12），《马君武集》，第235页，第236-237页。）；刘揆一建议取消从前各党会名义，其宗旨在于“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21]；康有为、梁启超在“虚君共和”的应变旗号遭唾弃后，也随即转入组织政党活动，并进组党方策于袁世凯，试图“联袁以造成一大党”（注：康梁一派人于武昌起义后的应变方略及活动，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1-662页。）；就连此前否定政党政治的章太炎，也本着“成事不说”的原则，率先垂范，联合江浙的原立宪派人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开民初政党组织之先河。
    辛亥民初的政党观念及由此兴起的组建政党热潮，是造成“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理解指向及该口号所以发生广大影响的重要背景。具体到革命党（同盟会）来说，“革命党非政党”则是左右其“取消名义、改组政党”举措设施的一个核心观念。1911年底孙中山归国后主持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在严厉指责”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同时，已预告“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2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对来自内外的改名组党的呼吁（注：如：同盟会会员伍平一于1912年1月自海外致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要求抓住时机“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随书附上“改组政党大纲”（《伍平一致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166页）；章太炎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致书孙中山，规劝其不可依“曩日秘密结社时”之方式行事举措（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84-386页。）和部分同盟会中人自行其事进行组党活动的事实（注：如：陈其美擅自将同盟会改称“共和本党”、“军国党”；景耀月参加”中华民国联合会”并被指定为驻会干事等。），同盟会本部于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改为政党问题。胡汉民回忆会议情况：“党员意见分左右两派，右派以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左派则以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乃讨论结果，右派占多数，且有改选精卫为总理之决议。”[23]此次会议虽通过改为政党“决议”，但因汪精卫拒绝就任总理，孙中山、黄兴等“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同盟会改为政党一事迁延至3月3日才正式对外公布。同盟会由革命党改为政党，表现“革命党非政党”观念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对此，章士钊在《民立报》发表这样的评论：“记者论政党，首严之例，一在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之别，一在政纲与政治主眼之别。兹别也，记者前屡言之，不复赘，今惟持此别以衡同盟会耳。前此之同盟会。一绝大之普通政治结社也。此种结社不含有永久性，目的既达，即行解散；不借国会为舞台，随处结集，出没靡定，凡此皆与政党之性质不相容。同盟会之运动既告成功，则会名理宜消灭。会中领袖诸子有见于此，故汲汲谋改党，而有前日（三月三号）宣布政纲之举，从前之名称虽未易，而其实质则已消。今日之同盟会，乃异军苍头特起，字曰政党，谓为‘改’者，特联想之词耳。”[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