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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说同盟会改为政党是名称未易、实质已消，并非贬抑之意，而是辩解之辞。因为“当同盟会改组政党时，论者讥为不离秘密结社性质，又讥为含有危险分子，谓将不免以破坏时代之思想手腕，用之于建设时代。”（注：《国民党成立之祝言》，《民主报》（1912-9-2），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条。）在来自反对者阵营的类似攻击中，梁启超应是较有影响的一位。他在当时流传颇广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小册子中，就曾提出要“厘正政党观念”，“排除伪政党”。梁氏所说的伪政党有二，秘密结社是其中之一：”秘密结社虽或含有政治上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诡于正，故亦不得谓之政党。”（注：该小册子成于1912年4月，先由在上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行世，后又改题为《中国立国大方针》在《庸言》上连载，于民初舆论有很大影响。此处引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再：《敬告政党及政党员》（《庸言》第一卷第七号，1913.3.1），是梁氏有关政党论述的又一重要文章，在该文中梁氏仍不忘重申“革命党非政党”的观点，说：“以革一姓之命而结合者，虽含有政治上意味，然不为政党。”）反对者的攻击和章士钊的辩解，反映出同盟会改为政党后，由于名义未消而仍受“革命党非政党”观念困挠的状况。同盟会内部的意见、言论也可说明这种困挠。黄兴于同盟会改为政党后，就多次强调改党后的同盟会其目的、性质、手段应当区别于秘密结社时期的同盟会，即由从前“专致力于破坏事业”、“纯带一种破坏性质”，转为以解决建设问题为目的，“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注：参见《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讲》等，《黄兴集》第205页、288页。另：胡汉民曾说此一时期的黄兴因“……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只堪破坏，难与建设。”（《胡汉民自传》）。）；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不仅表示要全力投入实业建设，同时也要求同盟会员改变“尚以满清时代为人仇视之心理对待会外诸同胞”的“昔日之心理”[25]；宋教仁则公开表示对同盟全改为政党不满：“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因而要求同盟会的进一步改造。[26]1912年7月，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尽力党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同盟会于7月16日召开全体职员会，提出“拟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注：见《民立报》（1912.7.17），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十六日”条。）之后，同盟会内部虽有围绕是否“易名”的争论，但由于易名组党得到孙中山、黄兴等的赞同，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合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加速进行。8月25日，国民党正式成立。在此前发布的《国民党宣言》中，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有这样的说明：“曩者吾人痛帝政之专制也，共图摧去之，以有中国同盟会。比及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27]至此，同盟会似乎最终完成了由“革命党”到“政党”的转变，“革命党消”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