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反对一党专政，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口号提出时的直接旨向，或许也是其根本所在。然而，当时人们对这一口号的理解和运用却又有不同。1911年12月30日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率先对“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予以批驳，称之为“吾党偏怯者流”的“儒生阘茸之言”。从其内容看，该《意见书》所反对、批驳的是以为同盟会使命已经完成，要求取消或解散同盟会的主张。[6]
    据现有材料，最先公开提出要取消同盟会名义的或是刘揆一。（注：参见朱德裳《刘揆一》，收入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1911年12月10日的《神州日报》刊有他的《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明确要求“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组织中华民国政党。[7]紧随其后，《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也有解散同盟会，以“救党派分歧之中国”的言论。刘揆一曾代行同盟会总理职务，《民立报》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上述言论应都属“吾党偏怯者流”的“儒生阘茸之言”。前揭同盟会《意见书》，显然将这些都归到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名下。
    将“取消同盟会名号”归之于章太炎，还有张謇的“功劳”。他于1912年初曾致函黄兴，函中谈到：“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密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8]张謇此处所说，既将“销去党名”与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相勾连，或许也是使他本人与这一口号难脱干系的原因。后来，孙中山说这一口号“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如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夫、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9]这里所谓“官僚某君”，据黄兴子黄一欧说，即指张謇。[10]
    黄兴复张謇函，未及“销去党名”的问题[11]，但当时黄兴并不赞成取消同盟会名义或解散同盟会。他在《复袁祖成书》（1912年3月上旬）中，反驳袁氏“将同盟会名目取消，改组政党”的提议，说：“方今帝政虽倒，民国未固，本党尚多遗憾，必期克竟全功，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之方法，自应改造政党，发阐政治。”[12]至于宋教仁、章太炎确是主张取消同盟会名义的，章太炎在《致张继、于右任书》（1912年3月）中，谈到这种主张，说：“遁初尝言，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诸君若采是策，仆方咏歌颂祷之不暇，何敢复有异辞，以伤大雅卓尔之士。”[13]查章太炎归国（1911年11月16日）后，一度与宋教仁交往甚密，曾应宋之请求，“品藻时贤”[14]，“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5]后章氏等组建统一党，宋教仁也列名五理事之一。据章太炎说，同盟会“变名更署”之议始于宋教仁，而章则表示赞成。
    取消同盟会“名义”或“销去党名”，确是当时的普遍舆论。除以上引述外，同盟会的其他骨干成员，也多有类似的主张。马君武早在1911年11月中旬，就有“发起共和政党”将革命党改名“共和党”的说法[16]；陈其美曾筹划将同盟会改为“共和本党”[17]；张继则称自己对“同盟会之变名更署”，曾“主张甚力”。[18]至1912年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之前，同盟会中一直存在“改名”的呼声。1912年7月同盟会夏季大会上，代理总干事魏宸祖在报告中坚持说：“至有多数人主张更改同盟会三字者，鄙人极端反对。”（注：参见《居正文集》上，第235-236页。）但8月13日，孙中山、黄兴联名致电中国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之事，则已称“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19]同盟会“销去”名号，“变名更署”终成事实。（注：同盟会改名后，曾拟在上海设“同盟会俱乐部”以为纪念，见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1912.10.9），《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6页。）
    由以上引述可知，当时所谓“取消同盟会名义”、“销去党名”甚至“解散”同盟去的舆论，都并非是完全（字面）意义上的“取消”和“解散”，其当时的含意不过是取消同盟会之名号，扩大范围，组建有新名号的政党。马君武、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张继、章太炎等人，甚至张謇等立宪派人的主张，莫不如此。所不同者在于，马君武、张继以及宋教仁等多少仍要以革命党人为基干来组建新政党，同盟会先改为政党（1912年3月），继而改为国民党，正是沿此思路进行的；章太炎等则更强调新政党的兼容并包，其统一党即自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注：《统一党宣言书》（1912.3），《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88页。附带可说的是，章太炎很快就认识到立宪党、官僚派的不可靠，转而提出要“取各党中革命人材纠合为一”（见《致伯中书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44页）。孙中山晚年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批评，实际上更多也是针对“取消革命党名义”、同盟会改为政党和改组为国民党等而言的，并非如后来一些论著所简单理解的“解散”同盟会。
    尽管如一些论者已指出的，当时孙中山对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并积极参预民初的政党政治，是赞成和支持的。（注：参见姜义华：《孙中山的政党作业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转换与政治造型问题》，林启彦《孙中山论政党政治》，尚明轩 《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等，均收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又是反对取消同盟会名义，改为政党的。对此，稍后他自己曾有解释：“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注：参见《共和民主两党宴孙中山先生记》，《宝山共和杂志》第5期（1912.12），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第41页。）照此而言，孙中山之所以一度反对同盟会取消名义、改组政党，只是要避免“一党专制”的发生，这正与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本意恰成一致。（注：章太炎以言论同南京临时政府对抗，其公开的理由，正是指责南京临时政府是同盟会“一党专制”，参见《致梁启超书》（1912.4-5），《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98页，等。）由此也可见这一口号与同盟会改为政党问题之间的复杂关涉及其多重理解指向。因为孙中山晚年批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以苏俄党为榜样再度改组国民党，正是要记取民初的教训，坚持革命党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的）“一党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