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的第一条大河，干流全长5800公里，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九省区和上海市，流域面积18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版图的五分之一以上，涵盖了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以中国的第二条大河黄河代表北部中国，那么以长江代表南部中国更是当之无愧的了。因此，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问题。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讨论中，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才传播到其它地区[①]。这种一元论观点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传统观点；另一种观点则是苏秉琦倡导的“满天星斗”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犹如“满天星斗”，最初分别由不同地点起源，然后不断融合，逐渐形成统一的文明[②]。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究竟怎样，它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总进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一
    中国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然而有关古代长江流域的记载却十分贫乏。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本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集中在黄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及其大型遗址，而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则起步较晚，没有什么大的发现。当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的时候，长江流域基本上还处在寻找考古学文化的缺环和建立考古学年代分期标尺的阶段，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长江流域真如古代某些文献记载的那样，在古代是所谓的“荒蛮服地”，不可与发达的黄河流域同日而语。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事实证明，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有自己悠久的古代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大体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元谋人[③]、陨县人[④]、和县人[⑤]、马坝人[⑥]、柳江人[⑦]、资阳人[⑧]等，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期，几乎可以连成一完整的发展系列。而且，通过对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出土的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发现其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和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一定区别的自成一个系统的旧石器文化。
    公元前9000-8000年前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同黄河流域均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⑨]、广西桂林甑皮岩[⑩]等、遗址内出土有制作粗糙火候很低的陶片、兽骨、打制与磨制的石器等，和黄河流域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11）]反映的情况一样、当时已使用磨制石器，掌握了制陶技术，但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人们依以生活的来源主要还是采集和狩猎，农业可能刚刚发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不占主要地位。
    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前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均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与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12）]、裴李岗文化[（13）]、老官台文化[（14）]、后李文化[（15）]相对应，长江流域出现了彭头山文化[（16）]、城背溪文化[（17）]等新石器中期文化。与早期相比，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稳定聚落的出现，水稻种植的普遍，成为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突出的特点。
    约公元前5000-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在晚期阶段的前期，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期）、北辛--大汶口文化（早期）[（18）]基本同时，长江流域有大溪文化[（19）]、河姆渡文化[（20）]、马家浜文化[（21）]等。考古材料表明，这时期生产规模较前扩大，农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分工，生产品有了较多剩余，私有制已经出现，作为记事的刻符广泛采用，产生文明因素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可以说，这一阶段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进入了文明因素的蕴育时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后期，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22）]、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23）]。这时期，手工业内部有了新的分工，制玉和金属冶铸成为新兴的工业部门；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现象；遗址内涵和规模的悬殊，反映聚落出现分级趋势。总之，许多前此不见的新因素不断涌现，而有些因素本身就是新产生的文明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约距今6000至5000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