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么，长江流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文明阶段，其契机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当然也只有依靠考古学提供的材料。
    从考古发现来看，有充分证据证明长江流域正式进入文明阶段是在商代早期，而这一重大变化又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参予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龙山时代长江流域最为发达的文化一是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一是下游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发现有规模巨大的城堡、精美的玉器、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其发展程度并不亚于黄河流域的中原龙山文化。种种迹象表明，按照正常途径发展下去，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时期，这里也应该独立出现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王国。但是夏文化的向南扩张，打乱了长江中游一带正常的发展秩序，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的机会。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夏文化已进入江汉平原[（37）]，然后不断向周围扩展，并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不过，当夏文化还没有在这里站稳脚跟的时候，夏王朝便被新兴的商王朝代替了。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南推进的势头比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长江沿线的许多地方诸如湖北的黄陂、江陵，湖南的澧县、石门等地都发现了早商文化遗存。而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不仅发现了普通的早商文化堆积，而且发现有早商城址、宫殿、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等遗迹[（38）]，学者们多认为是一处商王朝设立的军事据点。这些发现无可辩驳地说明，原来石家河文化分布的一大片地域此时已纳入了商王朝的版图，成为商王国的一部分。因此，长江中游一带文明的出现不是当地石家河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商文明向这里传播的结果。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时期积累了较其它地方更多的文明因素。良渚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再发展一步，也必然会走进自己的文明王国。可惜，由于目前还难以解释的原因，继其而起的马桥文化还不能提供出已经步入文明的证据。真正能够证明长江下游地区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是在江西省发现的以清江县吴城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39）]。吴城文化分为三期，早期的开始时间大体相当于郑州二里冈上层即早商时期，二期约相当于殷墟早期，而其晚期则已经到殷墟晚期了。笔者1974年曾主持并参加过吴城遗址的发掘，根据我们的研究，吴城文化是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一带的一支受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从其早期开始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40）]。如果说由于资料太少，证据不足，15年以前我们作出的这一论断还不能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赞同，那么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吴城文化大型铜器墓葬的发现[（41）]，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们的论断。大洋洲墓葬位于赣江边上，直线距离吴城遗址约20公里。墓室筑于沙土堆上，椁室呈长方形，长约8.22、宽约3米，随葬品十分丰富。据统计，青铜器有480余件，器形包括了礼乐器、兵器、工具、农具、仪仗等。玉器1072件，主要是礼器、仪仗和装饰品，如琮、璧、玦、环、瑗、璜、柄形器、神人兽面形饰、羽人、戈、矛等。陶器356种，有原始瓷和硬陶，器形有鬲、鼎、釜、罐、瓮、尊、豆、盆、盘、簋、壶、罍、斝、器盖等容器和纺轮等工具。从墓葬出土青铜器和陶器形制、纹饰特征分析其时代为吴城文化二期，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墟早期。墓室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富都是商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仅见的，其属于吴城文化分布范围内地位最为显赫的人物墓葬当无疑问。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新干大洋洲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商王朝派驻此地镇抚一方的军事首脑，还是当地由吴城文化主体居民所代表的部族自己拥戴的王侯？我们是后一种观点的拥护者。由于墓主人的骨架已完全腐朽，要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判断是非，目前已无可能。不过，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他随葬的器物和他的葬俗作一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推论。首先，我们将其与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大型墓葬作一比较便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盘龙城的商墓尽管在随葬品中也有某些当地的特点，但基本面貌却是与郑州等地发现的毫无二致的典型的商文化墓葬，大洋洲的墓虽然随葬品中有一些与郑州、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分相似，但大部分则有自己的鲜明的地方特点，我们很难将其看作是典型的商文化的遗存。第二，从大洋洲墓葬随葬品反映的礼制和琮、璧、璜、瑗、环、玦等玉礼器的使用，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礼仪制度。但铜器上流行虎的造型所反映的对虎的崇拜以及双面人首形神器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却是商文化中所不曾见到的。第三，从吴城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的演变来看，从吴城文化一期到三期，商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弱，土著文化因素越来越强，而所谓的商文化因素也只是对商文化模仿的产物，可见商文化对吴城文化主要是自然影响的关系，吴城文化对商文化则主要是“择优而从”的学习关系，二者之间看不出多少强制的因素。综合以上三点，我们认为，大洋洲墓葬的死者决不是如同盘龙城大墓的死者一样是商王朝派驻来的军事首脑，而应该是当地土著部族的首领。这一结论的得出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长江下游一带文明的出现不同于长江中游，长江中游是商文明南下传播的结果，而长江下游主要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先进的商文明在长江下游文明形成过程中曾经扮演了积极的参予者的角色，长江下游新出现的文明王国多少总带有商文明的烙印。
    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考古工作历来十分薄弱。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虽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但很长时间以来都未能理清其发展脉络，更没有什么惊人的遗迹、遗物面世，所以在学术界一直把四川盆地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时间估计得很晚，有的甚至认为直晚到春秋时代。然而，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发现[（42）]，却像平静的湖面突然飞来一块巨石，溅起阵阵波澜，给学术界带来无限的惊奇和喜悦。尽管对两座器物坑的性质还有不同看法，但器物坑中出土的几百件青铜器、玉器、海贝、象牙，却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部奇异而生动的史书，每一类器物就是书中的一个篇章，每一件器物都包含一件史实。原来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早商时期，这里也有一个与中原的商王国并行发展的古国，与商文明争辉的文明。一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分期的第一期，二号坑的年代略晚，大体与殷墟二、三期相当。在众多的出土物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当首推青铜立人像、眼球突出的大型青铜人面具和青铜神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