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殷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70年代以来，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继1973年小屯南地5000余片刻字甲骨的出土[18]和1976年驰名中外的妇好墓发现之后[19]，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收获。
    （一）宗庙宫殿区的发掘
    1977年在殷墟的中心区小屯，妇好墓附近相继发掘了17、18号墓及数座夯土建筑基址和小型祭祀坑[20]，其年代均在武丁时期。几座夯土基址，有可能是享堂或寝殿。
    经80年代的钻探，得知50年代末在小屯村西发现的商代晚期大濠沟向南后又折向东，直至洹河。该沟口宽7至21米不等，深5米左右。沟内侧为大型宗庙和宫殿区，沟外侧则仅发现小型夯土基址[21]。该濠沟的发现表明，殷墟宫殿区的东面和北面以洹河为自然屏障，西面和南面则以此大沟作为防御设施。
    80年代末，在小屯村东地发现了一处建造于武丁时期的大型夯土基址，总面积为5000平方米[22]。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现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基址，也是自殷墟发现以来结构最完整、地层最清楚、年代最确定的宫殿基址。
    （二）王陵区及其他区域墓葬的发掘
    1978年在殷墟的王陵区发掘了一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40座祭祀坑，其中有马坑30座、象坑1座[23]。1984年发掘了30年代曾出土司母戊大鼎的大墓及附属的祭祀坑，该墓的年代为殷墟二期[24]。
    70年代至80年代中叶，在殷墟西区发掘了约2000座商代晚期墓葬，其中包括9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和2座车马坑。这批墓葬按其分布可分为10个墓区，各墓区间界限明显，墓向、葬式、随葬陶器的组合及出土青铜器上的族徽都有所不同[25]。这些墓区应是商代晚期生活于殷墟的不同集团（或可称其为"子族"）的公共墓地。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商代晚期的家族组织和墓地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发掘了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仅次于妇好墓的郭家庄160号墓。墓中出土青铜戈、矛200余件，青铜礼器41件，玉器33件[26]。从铜器铭文、多出兵器等特点来看，该墓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将军。铜礼器中多方形器和酒器为角觚组合等均颇具特色（图版肆，2），为研究迄今知之不多的殷墟文化三期铜礼器的特点提供了实物资料。
    近20年来发掘了近10座商代晚期的车马坑，首次发现了曾被认为是始于西周的曲衡、车轼等车器[27]，为先秦车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80年在安阳市以北约3.5公里的三家庄东发掘了8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铜器和陶器[28]。此类遗存被殷墟文化一期的灰坑打破，它可能是盘庚至小辛小乙时期的遗存。
    （三）商代晚期人骨种属的研究
    对殷墟西区出土的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其结果表明，小型墓中的人骨与东亚地区的蒙古人种较为相似，而中型墓葬中的人骨则与典型的蒙古人种接近。这组人骨被认为可能代表了商代王族的体质特征[29]。这一研究结果对于研究商代晚期统治阶级的人种来源、婚姻关系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甲骨的新发现
    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了一个商代晚期的甲骨坑[30]。坑内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一般每版数十字，多者达200余字。相当数量的刻辞字中填朱、填墨或刻划卜兆。刻辞的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批甲骨属武丁时期，它们是继小屯北地和小屯南地甲骨坑之后，商代晚期甲骨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是研究武丁时期历史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
    （五）认识的深化
    通过几十年的发掘和研究，殷墟的文化分期已经确立，对殷墟的范围、布局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在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殷墟范围内的建筑遗迹较少，此时期的居住址和墓葬多集中于小屯村东北靠近洹河的地带和三家庄一带，且未见规模巨大者。到第一期晚段，建筑遗迹分布范围显著扩大，西北冈王陵和小屯东北地宫殿宗庙开始营建。至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宫殿宗庙区、王陵的祭祀场、手工业作坊及各聚落和墓地都不断扩大，至帝乙帝辛时期，殷墟的范围已达30平方公里左右，较第一期扩大一倍以上。
    近20年来，关于殷墟的综合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已编著出版了《殷墟妇好墓》、《小屯南地甲骨》、《殷墟青铜器》、《殷墟玉器》、《殷墟发掘报告》（1958至1961年）、《安阳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等专著，并发表了有关殷墟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40余篇，研究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