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究竟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此前社会上流传较多的说法是西方的观点，最有影响者当属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1937-1938年有700-800万人被判刑（注：R.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ment,New York,1980,pp.485-486.），他还认为1939年底关押在苏联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数不少于900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注：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32页。）。苏联解体前后的苏联俄罗斯学术界更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的《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一书认为在“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的饥荒和镇反的运动中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注：安东洛夫-奥费申科：《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1994年他在另一部著作《暴君的肖像》中指出：1938年监狱有1600万人被关押，从1935-1940年，被逮捕的有1984万人，其中700万人被枪毙（注：А。В。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Портреттирана，М。1994г。с。270，388.）。甚至到1996年，新闻记者尤·费奥法诺夫还在总统选举的电视频道宣称，“在30年代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2000万”。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国学者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但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流传及影响甚广，直到近年一些学者还认为斯大林“大开杀戒”，被“镇压的人在2000万左右”（注：参见《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因此，搞清楚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苏联解体的直接过程与1987年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密切相关。重评历史主要涉及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体制的评价，而这又是从考证当年大清洗的数字开始。一方面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促使人们思考旧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正是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注：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入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应予彻底否定，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本文不涉及对这方面内容的研究，仅仅考证具体的抓捕数字。
    一“镇压反革命”内涵考
    （一）“镇压”的诸种形式
    对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人数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镇压”内涵的理解上，常常产生两个歧义：
    第一，“镇压”是否等同于“判死刑”？中文对“镇压”的理解有两层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一是泛指用强力实行惩罚的各种形式；同时也有专指“枪毙、处决”这一层意思，特别在口语中常作如此解释（注：《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版），第1456页。）。然而在俄语中，“镇压”（репрессия）仅仅指第一层意思。在莫斯科1987年出版的《简明政治辞典》和1988年出版的斯·奥若戈夫的《俄语辞典》均对“镇压”作如下解释：“镇压是一种惩罚措施，其目的在于对某些人或事实行压制”，没有中文直接等同于“处决”的意思。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在重新审查苏联30-50年代“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公报中明确指出：“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平反工作中的档案材料后确定了统计被镇压人数的范围”，紧接着公报具体罗列了镇压的各种形式，包括死刑、监禁等等（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显然，不能把俄文的“镇压”通通理解为被枪杀。
    那么，“镇反”包括哪些形式呢？根据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给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关于清理过去年代以所谓反革命罪被判刑（俄语司法词汇：осужденный）的人数情况的报告中，列举了下列判罪形式：
    1.死刑（俄语司法词汇：расстрелять、высшая мера наказания）；
    2.驱逐出境或被流放（俄语司法词汇：высылки、ссылки）；
    3.监禁（俄语司法词汇：заключенные）。（注：ИсморｕяСССР，№5,1991г。）
    第二，30年代被镇压的人是否全部是政治犯（即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判处反革命罪的人）？当我们谈到苏联镇反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主要指那些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至于因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被判刑的人则不在此列。通过下面的考证，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刑事犯在关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是较大的。
    因此，前述一些文章谈到“镇压”的人数时，或者通通理解为被判死刑；或者提法比较笼统，一概称之为“镇压”，没有把不同判罪形式区别开来；或者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都当成了无辜的被镇压对象。显然，混淆了这些概念是不能准确反映当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概况的。
    （二）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考
    第一，关于政治犯的含义。什么是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人？根据1937年联共（布）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内务部“关于镇压前富农和猖狂反苏的犯罪分子”报告所定标准，政治犯可以分为以下种类：“仍在继续从事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前富农；反对党的成员，如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党、前白党分子等；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仍然在从事积极反苏活动的分子。”
    1995年2月28日-3月2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有关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赞同把镇压的对象分为“传统的”、“富农的”和“民族的”三个范畴方面的人，以便了解镇压的方向。“传统的”，指历史上的党内反对派之类，所谓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等；“富农的”，指反抗农业集体化中被镇压的富农；“民族的”，指从30年代以来因对中央的民族政策不满而反抗的人。如在1937-1938年发动的清除“民族的”反革命分子战役中就逮捕了33.5万人，在清除“富农”的战役中被逮捕者超过50万人。同时镇压的对象还可以划分成“党和苏维埃机关”、“军事指挥机关”、“契卡”、“旧知识分子”等较小范畴的人。斯大林曾经具体地指出镇反对象就是在党、政、军中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敌对分子：即“左”、右派，蜕化变质分子，充当外国间谍者；以及他们所勾结的工业中的“沙赫特”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注：《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菲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页。）。我们的统计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对象。
    第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在被镇压的人中，有的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如各级法院、军事法庭、最高法院的特别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等，这些人当然属于被统计之列；而一些人则是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如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委员会、内务部下属的负责镇压工作的各级“三人小组”、特别会议等等。由于当时法制荡然无存，很多人没有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就被判刑了。这些人自然应当列入统计范围。实际上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人远远多于前者。
    第三，区别受迫害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和不同人数。在当年大清洗中，受害者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监禁”，关押在监狱、集中营；有的被流放，成为流刑犯，被剥夺自由……尽管他们都是被镇压对象，但被判刑程度不一样。显然，应当根据判刑的不同种类，统计不同范围的人数。
    第四，管理被镇压者的机构。30年代镇反被判刑的人主要关押在苏联内务部--1934年以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ОГПУ），1934-1946年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以后称国家安全局（МГВ）--所辖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中文译名“古拉格”）。古拉格下辖几个主要部分：劳动感化营、劳动改造营、监狱管理局。我们统计的人主要由这些机构管理。
    （三）关于大清洗的时间
    由于这涉及统计人数的准确性，自然应当加以考证。关于大清洗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有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的时间应从1936年7月到1938年底，共约2年半的时间。认为其标志是在193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提法，由此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另一种观点指1937年到1938年，即从1937年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大清洗的号召开始，到1938年结束；第三种观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大清洗的时间包括1935年到1937-1938年这几个年份（注：Извесмｕя ЦК КПСС，№3,1989г。）。在著名的《权力学》中，作者阿尔托夫哈诺夫把大清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4-1936年（注：阿·阿尔托夫哈诺夫：《权力学》，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428页。），与赫鲁晓夫的观点相类似。
    笔者的看法是：大清洗的时间开始于1937年，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在苏共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受到迫害。特别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党内争论愈演愈烈。加之斯大林个人权力的日益集中，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使无辜被害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37年之前，尚没有形成大规模镇压运动（这里主要指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对此前镇反运动进展缓慢的不满。他说，中央在1935年1月18日和1936年7月29日连续两次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信件，要求对反革命分子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性，与之开展斗争，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前，在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认为同“反党集团”的斗争耽误了4年，必须撤换内务部领导。所以在1937年2月全会上发出了“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这和以前的镇反运动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全会明确指出，和以前主要针对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斗争不同，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1936-1939年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约120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所以“大清洗”运动实质是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运动；此外，从实际情况看，1937年被判死刑的人数是1936年以前年份的10倍乃至几十倍以上，这也是1937年和以前相比具有重大区别的理由。
    1938年10月17日，苏联内务部发出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取消1937年第00486号令”的第00689号令，要求改变以前“对‘人民的敌人’要连同其妻子和家属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确切材料证明他的家属在从事反苏活动”（注：转引自俄文档案网站：www.memorial.krsk.ru。）。表明大清洗运动开始改变过去大规模抓捕的行为。统计数字表明1938年一年被处决的所谓“反革命”高达30万人以上，而1939-1940年这两年就急剧下降到4201人，这说明1938年后，镇压的狂潮逐渐减弱。所以大清洗运动应当是于1938年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