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印度，根据英国殖民地当局制定的“1935年宪法”，在英属各省进行大选。印度国民大会党和穆斯林联盟都拒绝了“1935年宪法”中的联邦部分，有条件地接受了省自治部分，参加了各省立法议会的选举，这次大选的结果，国民大会党取得了胜利，是国大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印度独立运动史的重要一页。但是，印度国国民大会党在大选中和执政期间对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对日后的印巴分治及其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1937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对穆斯林联盟的政策，谈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同行们批评指正。
    一
    1937年全印各省立法议会的大选之前，穆斯林联盟曾向国民大会党提出，在大选中建立联合战线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倡议。这本来是一个足以促进印穆团结、联合反英力量并推动统一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好建议。可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却看不到这一点，把穆斯林联盟拒之千里之外，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回答穆斯林联盟的建议。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当时国民大会党主席贾·尼赫鲁在一封信中阐述得很清楚。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如下几点：第一，“穆斯林联盟团体，包括上层议会委员会，应予解散”，第二，“所有穆斯林联盟内的穆斯林成为国大党的正式党员”；第三，参加国大党的穆斯林联盟成员，“所有人应受”国大党的“党规制约”；第四，在进行补缺选举时，参加国大党的穆斯林联盟成员“不单独提出候选人，都支持国大党的候选人”；第五，“如果国大党决定退出内阁或立法机构”，穆盟成员则应跟着退出，其他事情也如此；第六，暂时“不苛求”参加国大党的穆盟成员“跟穆斯林联盟本体割断一切关系”，但要求“双重忠诚”，并要上层穆斯林联盟成员“终将脱离联盟本体现。”最后，尼赫鲁明确指出，如果穆斯林联盟“不同意任何条件，那就不能获得协议。”②尼赫鲁在同一封信中，还谈到根据上述条件，国大党代表同穆斯林联盟代表谈判的情况。他说穆斯林联盟方面，除两点外，同意了所有条件。这两点是解散议会委员会和不在补缺选举中单独提出候选人。写到这里时，尼赫鲁断然表示，“不能改变先前的一切条件”，“如能全部采纳” ，将同意建立联合战线。“别的没有什么可说的”。②
    从以上引述的几段，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国大党领导奉行的对穆斯林联盟的政策是：穆斯林联盟如果要同国大党结成联合战线，并在各省组织联合政府，那么，穆斯林联盟不仅在纲领、政策路线和具体行动上，要完全服从国大党，而且在组织上终将合并到国大党中去。作为过渡，暂时可以不同穆斯林联盟本体割断一切关系，但要双重忠诚，遵守国大党的党规。一句话，就是要从纲领、政策路线和组织上完全兼并穆斯林联盟。尼赫鲁甚至进一步指出兼并穆斯林联盟对国大党的意义。他认为：上层穆斯林团体的解散，并把它并入国大党内。不仅在上层，而且在全印度，以至于在国外都会产生巨大影响。”③看来，当时尼赫鲁和国大党领导有一种如意算盘，误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国大党独占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并由此而独占未来独立印度的政府统治权。但是，这却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国大党不但没有能兼并穆斯林联盟，反而暴露了国大党领导人的野心，使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争取联合国大党的愿望破灭了，国大党也因而失去了众多的穆斯林群众，统一的民族独立运动再次出现分裂，而且愈来愈难以弥合。兼并穆斯林联盟的政策，无疑是尼赫鲁和国大党领导在政策路线方面犯了极大的错误。1939年，尼赫鲁已经感到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以及穆斯林群众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形势确实日趋恶化。可以说，在穆斯林群众之中，对待国大党的态度比过去任何时期怀有更普遍的恶意。”④尼赫鲁开始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二
    1937年大选中，印度国民大会党对穆斯林奉行的排斥、压制和消灭的政策是偶然的吗？是一时政策上的冲动吗？不是。这是印度教大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
    印度的民族主义从它产生开始就带有印度教的性质。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印度民族主义先驱罗姆·摩罕·罗易的启蒙运动，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都打着改革和复兴印度教的旗帜，他们以复兴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文明，来宣传和培育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诞生，就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和带有印度教性质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初，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印度国大党极端派的活动，就带有浓厚的印度教色彩。提拉克宣传西瓦吉精神和对《薄伽梵歌》的新解，奥若宾多·高士的宗教神秘主义，无不带有强烈的印度教性质。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写道：“早期的国民大会的成员们，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觉的印度教思想的代表者。但到了下一代，这个运动的精神就改变了，第二期国民大会的民族主义，是公开地属于印度教性质和复兴主义的”。⑤显然，二十世纪初以前的印度早期民族主义者，以印度教的改革和复兴为中心内容，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民族觉悟，曾经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这就导致它加深了印穆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从而也成为刺激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