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的领导者及其指导思想
    领导泰国拉玛改革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包括以国王朱拉隆功为首的，一批受过西方近代教育的年轻的王室成员，以及少数上层贵族。
    西方列强的侵入使泰国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曾经在欧洲各国高等学校受过教育的青年贵族，他们提出了必须改革国家制度，才能捍卫泰国独立的思想。拉玛五世宣布改革后，这些青年贵族都积极投入，并担负起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当时“盘踞最重要国家职位的全是王室的代表人物，”[4]（P369）如内务部长丹隆，外交部长德瓦旺萨，军事部长潘努朗吉西都是国王的兄弟，而司法部长腊比，陆军怀念契腊，教育督导吉滴亚孔等则都是国王的儿子。这个领导集团牢牢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虽然其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近代教育，但是他们毕竟太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加上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改革中尽可能地避及封建君主专制，即使在不得不改革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地维护旧制度，使其不受影响。正是因为泰国领导改革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贵族，所以改革是不彻底的。
    泰国改革强调“泰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即在维护当地传统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制度。拉玛五世虽然推动了改革，但他始终坚持维护泰国的君主专制和传统文化，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改革。早在1886年，拉玛五世收到一份六十页长，由十一个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提出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实行内阁责任制。拉玛五世虽然表示同意改革，但却只字不提君主立宪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君主专制才是适合泰国国情和民情的。
    在改革的学习对象上，泰国并没有直接向欧美学习。1871年初，拉玛五世出访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和爪哇，同年年底又去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可以看看“外国，考察它们的风俗习惯，以便吸取那些对于暹罗将来的昌盛可为借鉴的东西，”[4]（P289）拉玛五世在这些国家参观了海军舰队、陆军兵营，访问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邮局、博物馆等，西方文明的这些产物使得年轻的国王感受颇深，回国后就立即模仿新加坡英军建制改建侍卫队。这说明泰国改革一开始学习的只是列强在东方殖民地的某些制度，而不是西方制度的原型。虽然这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殖民地毕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生产水平，科学技术落后，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形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气氛，向它们学习的后果自然不同于直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另外，泰国的改革仅局限于应付外来威胁，保全自身的独立。泰国领导人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主动采取措施使自己“文明”起来，以便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更加适应西方的要求，让人家承认它是个“文明”的国家，免得列强们以“开化”的名义进来，使泰国像缅甸、老挝这些邻邦那样沦为西方殖民大国的牺牲品。在这种拘束的目光短浅的思想指导下，泰国的政策至始至终都没有超出自卫图存的原则。因而拉玛维新虽然获取了成功，但泰国却没有立即强大起来，在英法两大势力狭小的间隙中，泰国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
    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表面上是些皇族亲王朝廷公卿和一些封建领主，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掌握在由倒幕的下层武士和商人组成的改革集团手中。尤其是下级武士，他们是维新思想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在日本封建社会里，武士是以佩刀向领主服务，护卫封建制度，到了幕府统治的末期，陷入贫困的武士对幕府的仇恨与日剧增，最终引发了讨幕战争。武士进行反幕斗争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推翻媚外的幕府，进而反抗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二是恢复封建等级秩序，重现武士昔日的辉煌。但是当幕府被推翻后，武士们却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因为在反抗旧体制的同时，他们也动摇了自身所赖以自下而上的封建基础。既然已无退路，所以他们只能痛下决心，实行彻底的变革，甚至不惜向自己“开刀”。
    日本改革就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已经控制政府的下级武士，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7]尽快将日本封建社会改造成为西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日本在今后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与泰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改革直接向欧美国家学习，全方位地仿效西方文明，以迅速彻底地将日本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1871年的12月，由当时日本新政权主要成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美、英、法、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12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细致周密的考察，使节团确立了以英国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楷模，以德国的立宪君主专制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同时选取了日本所要追求的方向，把富国强兵作为明治政府最重大的任务之一，可以说，岩仓代表团的出访成为日本走上近代契机。到了70年代，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为原则的各种制度的改革，更被认为是“具有超越封建统治者个别权益的绝对价值。”[8]（P12）
    在日本改革的指导思想中，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明治维新不仅要求日本摆脱受侵略和奴役的地位，更要求进一步增强国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领导改革的武士们并没有始终将眼光放在自己图存上，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对改革提出了不同的目的和措施。维新使日本的力量迅速增强。而它的扩张野心也在随之膨胀。到了19世纪末，日本已几乎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泰国可能想成为中南半岛上的霸主，而日本想的却是凌驾众国之上，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权益；1902年的英日结盟，使日本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与欧洲列强结盟的亚洲国家；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使日本最终确立了强国的地位，这种高起点高目标自然会要求日本的改革采取更为彻底有效的措施，其成果也就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