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具体措施及成效
    针对泰国和日本不同的社会基础、指导思想，两国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改革措施。
    （一）政治。泰国1875年，拉玛五世宣布废除封爵授田的“萨卡迪纳”制，改为实行“薪俸制”。1892-1897年间他又实行地方行政机构制度的改革，“这就把全国纳入了统一听命于中央朝廷的管理系统”，[9]（P32）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奴隶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泰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时泰国的奴隶数量很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6]（P92）。针对这一状况拉玛五世颁布法律规定：“强行运出，买进或卖出一个奴隶的，处以一至七年徒刑或课以一百至一十铢的罚款。”[2]（P188）拉玛五世的废除奴隶制在泰国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不仅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而且解放了劳动力，从客观上促进了泰国生产力的发展。
    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央机构进行三次大改组，基本清除了政府机关中旧的亲王，稳定了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1871年，新政权经过周密准备后终于颁布了《废藩置县诏书》，下令废除尚存的260多个藩，将全面划分为二府72县。[3]（P57）结束了幕府时代封建割据的局面，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此外日本设立了上下两院制的国会，使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以外第一个试验国会制度成功的国家。
    （二）经济。泰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还是围绕着增加大米生产和出口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侧重于农业的发展。1874年，拉玛五世亲政伊始，就规定对新开垦的稻田免税3年。[4]（P250）在政府这些措施的推动下，从80年代中期起，泰国土地耕种面积不断增加，稻米生产也随之迅速发展，尤其是大米的出口，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平均 每年大米出口从6万吨增加到90万吨左右，[10]（P107）总增长约为800%。[6]（P93）在拉 玛维新期间颁布的措施仅仅是有利于扩大耕地，而没有大力引进西方新的生产技术予以 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虽然比以前有些改进，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农民使用的 仍是原始的农具和耕作方法。所以经过改革之后，泰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还是不太发 达。
    泰国在改革之初就确定了以个体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经济政策，这必然引起对工业发展的忽视。到了1929年，泰国全国的工业劳动者也仅为164526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2.19%[10]（P107）可见这一时期泰国的工业没有能够完成现代化。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泰国工农业比重的失调，使泰国失去了迅速增强国力的经济动力，以致改革后的泰国仍然是东方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近代化发展道路，而不象日本那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近代化征途，成为一个强国。
    日本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运用国家权力推行“殖产兴业”，发展社会经济，由于封建时代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还没有完成向产业资本办企业转移，强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上而下地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在“殖产兴业”方面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1870年到1885年，政府有关投资总计约达2.1亿元，约占同期年收入总额的1/4[3]（P100）明治政府还建立起现代银行体系，积极改革货币，开展大规模公用设施建设，这些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到了19世纪末，日本资本主义正式形成。
    明治政府在全力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致力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对此明治政府对农业技术的引进一直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提倡精耕细作和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在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开垦了北海道大量的荒地，并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到落后地区，促进了大规模地区性作物生产专业化。在1878年-1882年，1913-1917年间，由于耕种方法的技术的改进，日本农业产量增长120%，土地生产力提高80%劳动生产率增长136%，耕地面积扩大了35%，[11]（P2）农业发展之迅速由此可见。到19世纪末，从农业中取 得的余额已为日本的产业增长和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资金。
    （三）教育。1872年春，泰国第一所世俗学校创立。1892年国家教育部成立，并公布《全国教育法规》，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世俗学校读书的学生从1886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3年的12，3000人。[2]（P193）但是泰国的教育改革没有能够完 全走向世俗化和科学化。连泰国教育的官员也认为，“当僧侣各就其位时，教育就进步 。”[2]（P28）此外，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在1898-1920年 间，政府所拨的教育经费仅占国家预算的3%。[2]（P193）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改革后 泰国的教育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还落后于东南亚大多数的殖民地国家。但不管 怎么说19世纪末泰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它为泰国的近代化事业输送了 人才，加快了泰国的发展。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比同时期的泰国拥有更先进的教育基础和科学知识，而且具有重视正规教育的传统，因此教育改革要比泰国来得容易。明治初年，维新政府便将教育作为国家之“大本”，要求兴办近代教育。1873年，日本小学的就学率为适龄儿童总数的28%，以后逐年上升，到1904年后已经接近100%，完成了政府“邑无不学之产，家无不学之人”的要求。[3]（P65）从1907年开始，日本实行了完全的免费义务教育。与泰国相比，明治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投入的精力和费用要大得多。1869年1月-1877年6月，文部省的总开支为788万日元以上，约占同时期日本政府总开支的7%，仅次于陆海军两省和工部省，[3]（P165）这为日本的教育改革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明治政府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不仅使日本移植和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科技知识，更为日本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提高了整个国民素质，落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之，泰国日本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在政治上，两国都维护了各自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泰国拉玛五世他提出了以“独立、文明、进步、繁荣”作为维新的目标。[13]（P5）这一目标对两国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二，由于两国改革的差异，因而在经济现代化上出现了巨大的距离。但两国在废除封建制度，为其工业现代化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在文化教育上，两国改革后积极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为在东方传播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废除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泰日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些改革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两国在政经上的改革，只是维护君主统治的本身，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实现了全国行政制度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君主的统治，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二）在文化教育上，两国改革后的教育体制与军国主义、宗教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挥斩不尽。中国著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在1891年就指出：“数十年来，暹罗崇尚西法，与英法诸国交谊颇深，国势尚称完固。盖东洋诸国力募西法者，日本也；南洋诸国力募西法者，暹罗也。”[4]（P231）确实，泰日改革不仅在亚洲近代改革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乃至在世界改革史上也应有它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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