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前工业文明社会的第一杀手，在人类有效防治它之前，它曾无数次肆虐横行， 给人类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拜占廷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公元527-565年在位）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突然爆发，于公元542年殃及君士坦丁堡。这次瘟疫所造成的 灾难远远超过了公元前5世纪30年代的雅典大瘟疫和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帝国大瘟疫 ，其死亡的人数之多只有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可与之相比。关于这次大瘟疫的记录 是欧洲历史上对鼠疫病例最早的明确记载。[1]（P4）查士丁尼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的政 治、军事、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笔者以普罗柯 比的记载为依据，以其他史料为参照，从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临床症状和传染介 质、死亡人数、政府对策和这次大瘟疫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
    一、关于大瘟疫的史料记载
    关于这次大瘟疫的情况，最详细的原始资料就是当时作家的记载。凯撒里亚的普罗柯 比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这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疯狂肆虐的惨状，并在所著的《战记》中进 行了生动、细致而诚实可靠的记载。此外，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埃瓦格 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和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三位古代作家也记 载过这次大瘟疫的情况。这些作家记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世俗作家普罗柯比在他的《 战记》中对这次大瘟疫的症状记载得最详细；另外的作家都是教会史家，以弗所的约翰 在他用叙利亚文写的《教会史》中对君士坦丁堡和巴勒斯坦的瘟疫情况记载得最生动， 也最富有感情；叙利亚人埃瓦格里乌斯在其6卷本的《教会史》中提到了瘟疫在他所居 住的地区长期肆虐、反复发作的情况：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曾被感染，出现过淋巴腺肿 大的症状，而后来复发的瘟疫则夺去了他的结发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些家仆的生命；约 翰·马拉拉斯在他所著《编年史》中对这次大瘟疫的记载乎全部抄袭普罗柯比的作品， 因此价值不大。普罗柯比的《战记》和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都保存到现在，而约 翰的《教会史》却保存得并不完整了，仅余一些残篇。
    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通史类的著作品中也多次提到过这次大瘟疫。如18世纪的英国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曾提到过查士丁尼时代的鼠疫，[2]（ P227-230）但他叙述的内容主要参考普罗柯比的记载，并没有更多的新史料。另外还有J .B.布瑞、[3]（P62-66）J.A.S伊文斯、[4]（P160-165）、约翰·穆尔黑德、[5]沃伦、[6] （P196-199）、罗伯特·布朗宁、[7]（P120）A.H.M·琼斯[8]（P287-288）和我国学者徐家 玲[9]（P261-263）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曾提及这次大瘟疫。
    二、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自公元513年以后，拜占廷帝国境内多次发生洪水、地震和灾荒，逃难的人群、混乱的 局势和低劣的环境卫生条件为大瘟疫的流行提供了温床。据普罗柯比记载，这次大瘟疫 首先发生在埃及的培琉喜阿姆（Pelusium）附近，沿两条路线从发源地向外传播：一条沿 尼罗河传播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其他地区，另一条沿着埃及边缘传到巴勒斯坦，然后 再从那里蔓延到全世界。[10]（P453）而埃瓦格里乌斯却认为大瘟疫的发源地是在东非的 阿克苏姆（Axum），即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苏丹东部地区。他的理由很简单，即疾病 都发源于热带地区，因此认为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发源地。[11]（P409）很显然他的头脑 中存在着传统偏见，所以这一说法有臆想的成分，并不足信。爱德华·吉本相信普罗柯 比的观点，认为这场大瘟疫“最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沼泽地和埃及尼罗河流之间的培琉 喜阿姆一带。”[7]（P70）至于传播叙径，吉本也认为它分两路传播，向东进入叙利亚、 波斯和印度，向西沿非洲海岸，扩散到欧洲大陆。[2]（P70）普罗柯比还提到瘟疫的传播 没有季节性，冬、夏季均可能传染，而且不分种族、地理位置和环境差异。瘟疫具有反 复发作的特点，即使第一次侥幸没有传染到的地区，稍后也难逃噩运，因此各地的受害 程度是一样的。大瘟疫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到内地。[10]（P451-455）
    那么查士丁尼时代的这场大瘟疫究竟起源于何处呢？鉴于当时的史家说法各异，现代学 者也不能肯定其确切地点。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有3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加 拿大学者伊文斯提出的，认为这次大瘟疫起源于中部非洲的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一 带，其理由是这一地区是大多数现代传染病的发源地，[4]（P160）美国学者克里斯西· 史密斯也同意这一观点；[1]（P4）第二种看法是学者约翰·巴克尔提出的，他认为这次 大瘟疫起源于中亚大草原，其根据是中亚大草原是1348年黑死病的发源地，而查士丁尼 大瘟疫症状与黑死病症状相同。[12]（P191-192）学者艾伦综合了以上两种意见，认为有 两处源地，即中国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丘陵地带和中部非洲大湖区，因为这两个地 区是查士丁尼时代大多数疫病的发源地。[13]（P19）
    至于其传播路线，笔者认为应该有两条：一条沿着中国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丝绸之 路”随着商品的交换进行传播。由于当时陆上的商路已经被波斯人阻断，因而拜占廷与 东方的贸易只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通常由印度发出的商船途经斯里兰卡，绕 过印度半岛，横渡阿拉伯海，然后经过波斯湾或者红海航行到地中海，最后到达君士坦 丁堡，而瘟疫也大致沿这一路线传播。埃塞俄比亚人一向以中介人闻名，中国和印度的 商品到达波斯湾或红海时他们就买下来然后转卖到拜占廷帝国，所以他们首先被感染， [13]（P19）因此埃瓦格里乌斯误认为瘟疫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另一条传播路线是中部非 洲的病源通过尼罗河传到埃及，[4]（P160）这与普罗柯比的观点相吻合。大瘟疫于公元5 41年传到埃及，公元542年春天传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通过商路和军队远征路线传播 到整个拜占廷帝国，[1]（P2）公元543年传到意大利、安条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后 又传给了波斯人，后来又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公元544年传到爱尔兰，在以后的250-3 00年中多次卷土重来，续写普罗柯比《战记》的拜占廷史家阿加提斯就曾记载过公元55 8年大瘟疫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情况，[1]（P3）公元664年又在不列颠和爱尔兰肆虐。[ 13]（P7）根据普罗柯比和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瘟疫在人口密 集的大都市如君士坦丁堡感染率最高，而在其他中小城市和乡村感染率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