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
    查士丁尼大瘟疫给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查士丁 尼统治晚期社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上几点：
    首先，公元542年大瘟疫造成了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人口的大量减少。从上 文的提到的人口死亡率可以看出在拜占廷帝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这不仅使帝国出 现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军队因为受到瘟疫袭击后死亡率更高，所以出现 了兵源严重短缺的现象。据统计，公元7世纪初地中海世界人口总数仅相当于公元6世纪 初的60%。[1]（P9）在巴勒斯坦，有的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无一幸存。“所有 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14]（P228-229）从叙利亚到色雷斯 “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14]（P232）普罗 柯比也提到“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很难见到人，运气好的健康人都在家里照顾病人， 如果恰巧碰上一个人从屋子里出来，他一定是拖着一具尸体。”[10]（P471）劳动力严重 不足和兵源的严重缺乏成为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诱因。
    其次，大瘟疫的横行导致整个帝国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拜占廷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人口大量减少和耕畜的大量死亡导致了在粮 食收获的季节无人收割，从而出现了饥荒，公元546年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缺少谷物和 葡萄酒的问题，[13]（P16）普罗柯比也提到在城市中饥饿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些病人死 亡的原因主要是因缺少食物饿死的，而不是单纯因疾病致死的。[10]（P471）同时因为所 有的手工业工匠都停止了工作，放弃了交易，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所以通货膨胀现 象非常严重，公元544年查士丁尼出台的限价政策似乎很有收效，但食品短缺的情况依 然存在，尤其是在首都。[13]（P16）在查士丁尼皇帝也病倒之后，君士坦丁堡完全变成 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由此可见，大瘟疫对拜占廷帝国经济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第三，由于瘟疫、饥荒和通货膨胀导致了国家财政紧张和社会动荡不安。瘟疫流行使 得国家税收骤减，政府财政压力急增。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查士丁尼下令缩减医生和大 学教师的薪金，首都的一切娱乐场所都停止使用。一时间，首都大量民众失业，市民叫 苦不迭。[17]（P303-305）瘟疫开始时查士丁尼皇帝还命专人负责开仓赈济饥民，分给民 众食物和金钱，但后来国库日益空虚，饥民们为抢夺粮食开始发动暴乱，在公元560年 谣传查士丁尼皇帝已经病死，首都的民众便开始抢劫面包等食物。[13]（P16）瘟疫的流 行一度动摇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基础，成为查士丁尼统治中后期国家局势动荡的因素之 一。
    第四，大瘟疫对拜占廷军队的影响也很大。大瘟疫流行期间正值拜占廷帝国对波斯人 作战，军队中因为瘟疫流行，大量的士兵病倒、死亡，作战连连失利，后来甚至波斯和 其他的蛮族人也都受到了瘟疫的袭击，导致双方被迫停战。大瘟疫造成兵员短缺，继而 加快拜占廷军队的蛮族化的步伐。查士丁尼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 源，再加上瘟疫的袭击无疑是雪上加霜。查士丁尼晚年在国内几乎找不到可以服兵役的 人了。在青壮年男丁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征兵工作非常困难，结果政府只能靠大量雇佣 蛮族士兵来补充兵源。公元5世纪末期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军队已经出现蛮族化现象，来 自色雷斯、伊利里亚、哥特、埃吕利、汪达尔和柏柏尔的蛮族士兵人数不断增加。大瘟 疫过后这些蛮族军队不仅能够援助其他军队，而且在招募的新兵中蛮族人所占的比重不 断上升。[16]（P294-332）查士丁尼的军队中蛮族人所占比例上升势必导致在6世纪40年 代的对外战争中军队组织纪律涣散，将帅不和等许多问题的产生，也为拜占廷帝国后期 蛮族将领拥兵自重、觊觎皇权埋下了隐患。
    第五，大瘟疫的流行加重了大土地所有者负担，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为在 大瘟疫中死亡的土地所有者甚多，按照惯例，他们应缴纳的土地税便由相邻土地所有者 承担，[1]（P7）查士丁尼皇帝也采纳这种联保地税制的税法，无疑加重了幸存土地所有 者的负担，身为奴隶主贵族阶层的普罗柯比就曾抱怨过这种做法。[17]（P275-277）公元 545年查士丁尼皇帝为了缓解这一矛盾，颁布法令规定幸存的土地所有者不必为未缴纳 土地税的邻近土地缴纳拖欠的土地税，[3]（P350）这说明幸存的土地所有者曾经负担邻 近荒芜土地的地税，这对于幸存的奴隶主贵族来讲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而激化了 拜占廷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第六，大瘟疫对基督教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从公 元542年前的80多座到瘟疫过后减少大半，[4]（P164）无疑大瘟疫造成了修道院和教职人 员数量的减少；而另一方面，大瘟疫又促进了拜占廷政府与教会势力的紧密联盟。在灾 难面前，人们变得更加虔诚，随着信徒的日益增多，信徒私人的捐赠成为教会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政府也因为财政困难而接近教会，从而促进了拜占廷帝国的政教联合。双 方联合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共同投资兴修建筑，但在6世纪中期帝国的建筑以教会 建筑为主。[4]（P165）
    最后，虽然大瘟疫对拜占廷社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道 德领域中，它却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据普罗柯比记载，在瘟疫流行期间，“不同党 派的成员之间都把仇恨放在一边，共同参加死者的葬礼，人们经常将那些陌生人的尸体 拖走并埋葬。不仅如此，那些过去的卑鄙小人也摆脱了不仁不义的生活，勤奋地担负起 了教会中的一些职务，……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死，所以才很自然地学会尊敬别人 。”[10]（P469）面对恐怖的灾难，人们尽释前嫌，同仇敌忾，互相帮助。但是瘟疫所带 来的一点点正面影响同它所造成的灾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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