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瘟疫的症状和传染介质 据普罗柯比记载,健康人受到感染之后,首先会突发低烧,出现看到魔鬼、幽灵一类 的幻觉,但皮肤颜色没有变化,也没有出现炎症,但长时间的低烧使人软弱无力,精神 不振。在发病当天或第二天,患者的腹股沟、鼠蹊、腋窝、耳朵侧面以及大腿处的淋巴 结开始肿胀。此后的病情发展则因人而异,一些人出现嗜睡症状,另一些人则精神错乱 。昏睡的患者难以进食。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就会并发营养缺乏症导致死亡;相反, 精神错乱的患者根本无法入睡,他们在幻觉中认为末日将至,出现狂躁反应,或在地板 、床上翻滚,或当街狂呼,自残肢体进而自杀或绝食而死,这是疫病的第二期症状。在 疫病三期,病患肿胀的淋巴结开始腐烂化脓,一些患者疼痛难忍,另一些人因为精神失 常而忘记了肉体的痛苦。淋巴结腐烂仅是三期症状的表现之一,还存在着其他症状:一 种是在淋巴肿块中长着一种疔,另一些病人的身上则出现小扁豆状黑色脓疱,后者会在 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除此之外其他症状的患者都有幸存的几率,连医生也不知道他 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如果孕妇得上了这种病那么幸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的因流产而 死,有的则在生产时死亡。但也有个别例外情况,普罗柯比就听说有3个女人在分娩之 后活了下来,但她们的孩子都死了,还有一位妇女在分娩时死去,但她的孩子却活了下 来。当患者的肿块长到一定程度时,疔变得十分敏感,里面的脓液就会自行排出,这时 病情就会好转,呈现出恢复健康的迹象。而那些肿块依然保持原状,同时出现溃烂,或 者肿块始终不化脓的人,他们的大腿就会变得干瘦,即使这样的病人也有活下来的,但 他们由于舌头受到了感染,所以康复后出现口齿不清、语无伦次、发音困难等后遗症。 [10](P457-465) 埃瓦格里乌斯描写的症状与普罗柯比有些不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复杂的病症,一些患 者的病症先从头部开始,眼睛充血,面部浮肿,然后传到喉咙处,随之全身感染而死; 另一些人则先是出现淋巴腺肿大,发烧,然后腹泻不止,内脏出血,在2-3天内死亡; 还有一些人身上出现红斑,继而大面积溃烂并发精神错乱而死。凡是感染过此病而康复 的人都不会再次被传染。埃瓦格里乌斯和普罗柯比一样,也认为这种病的传方式是捉摸 不定的,他甚至认为瘟疫的爆发和流行的原因归结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11](P41 1)以弗所的约翰记载的瘟疫发病症状与普罗柯比的描写基本相似,即先出现幻觉,看到 黑色无头的幽灵,然后淋巴腺肿大或者出现黑色脓疱,凡是出现黑色肿疯的人都会在当 天死亡。这种疫病除了传染给人以外,像狗、家鼠、蛇等动物也会受到感染并导致死亡 。[14](P234)值得一提的是查士丁尼皇帝也曾被传染,但他奇迹般地康复,并没有任何 后遗症。 经历过这场大瘟疫的几位基督教史学家都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 ”,是一种“天谴”。15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它做出解释。根据 这几位作家所描述的症状,公元542年流行的大瘟疫应该是腺鼠疫,或称腹股沟淋巴结 鼠疫,不过这次鼠疫是一种复杂的类型。根据埃瓦格里乌斯描述的症状,即疫病可以通 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染,这表明其带有肺炎症候特性,但当时的史料中没有胸闷、呼吸加 快或减弱、咳嗽等肺鼠疫明显症状的记录,因此埃瓦格里乌斯的描述并不准确。腺鼠疫 患者在后期都是因为毒血症、继发性败血症而致死,但也有转化为肺炎的病例。普罗柯 比和以弗所的约翰提到的黑色脓疱,即为黑疖,是腺鼠疫最典型的皮肤症状,它不像斑 疹伤寒病的疹子那样布满全身,不过学者佩思(Pace Zinsser)认为公元542年的瘟疫中 也曾出现过天花症状。[13](P9)埃瓦格里乌斯提到了红斑也是腺鼠疫的中期的症状,以 弗所的约翰和普罗柯比提到的幻觉与14世纪欧洲流行的黑死病(腺鼠疫)病症相同,精神 抑郁、错乱、昏迷和严重头痛都是腺鼠疫的典型症状,普罗柯比提到的大腿萎缩和口齿 不清也是腺鼠疫的典型后遗症,[15](P523)而吐血以及临死前的腹部剧痛则是腺鼠疫对 消化系统的破坏产生的症状。在得不到正常护理的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在40-70%之 间,[4](P163)从患病到死亡的时间要超过5天,而埃瓦格里乌斯提到的患者在2-3天内 就会死亡,这说明这次瘟疫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腺鼠疫变种。中国学者徐家玲教授也认为 这次大瘟疫是腺鼠疫。[9](P261) 上述几位作家对这次大瘟疫的传染源和传染介质均语焉不详。鉴于查士丁尼大瘟疫与1 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病症相同,因而可以断定其传染源和传染介质也应相同,所以有理 由相信6世纪这次鼠疫是以野鼠为传染源,以鼠蚤为病菌携带者传染给人的。因为黑鼠 是14世纪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因此很可能它也是6世纪的这次大瘟疫的传染源。除此之 外,君士坦丁堡街道上腐烂的动物尸体也是滋生带菌跳蚤的温床。因此,当时在老鼠、 跳蚤、虱子成堆的君士坦丁堡,鼠疫的传播速度可想而知。 四、大瘟疫的死亡人数和政府的对策 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在瘟疫到达君士坦丁堡的3-4个月内,每天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从5,000增加到10,000人,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该城的大瘟疫期间死亡的总人数。瘟疫 首先出现在穷人区并向富人区扩散。穷人的尸体被到处乱抛,显贵之家也出现了暴尸数 日无人埋葬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查士丁尼皇帝命令塞奥佐罗斯(注:塞奥佐罗斯的 官职,拉丁文为“referendarius”,他的工作是向皇帝传达臣属国的申请书,并将皇 帝的意愿转达给属国,相当于外交大臣。)负责安排处理尸体和救济患者的工作,他尽 职尽责地将皇帝从国库中的拨款分发给市民,在资金不够时,便动用自己的财产救济民 众。他组织人力不断挖坑深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当城内再也无处掩埋时,他们便登 上金角湾的锡卡要塞,(注:Sycae,即今天的加拉大(Galata)。)向城外的荒野抛尸,很快便形成一个巨大的尸堆。时间久了,尸体发出的腐臭随风吹遍全城,令城中居民痛 苦不堪。[10](P467-469)根据以弗所的约翰记载,公元542年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 其它城市最严重的问题也是如何处理尸体。人们为了防止暴尸野外成为鹰鹫的食物,出 门时都在项链和手镯上挂上证明自己身份的标签。最后为了解决弥漫全城的尸臭,查士 丁尼命人在金角湾加拉大挖巨大的深坑埋葬尸体,据称每一个大坑能埋下70,000具尸 体。[14](P237) 至于在公元542年大瘟疫中到底死亡多少人,当时的史料没有明确的记录,因为即使是 在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根据学者艾伦推测,在公元 542年君士坦丁堡的常住人口最多有40万,另外还有大约10万的流动人口,他推算出死 亡人数在244,000人以上,死亡率达到57%。[7](P10-11)而罗伯特·布朗宁认为在6世 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0万-100万之间。[7](P32)根据以弗所的约翰提供的信息,在公 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10,000人,最多时达到16,000 人。在君士坦丁堡城门口按照标签统计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工作人员在数到23万时, 便不再继续统计了,因为尸体的数量太多了。[14](P234)普罗柯比认为在君士坦丁堡每 天死亡的人数量多时达1万人以上,瘟疫流行了至少4个月。[10](P465)马拉拉斯也提到 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只流行了4个月。[13](P11)根据这些古典作家的描述,抛开夸张的因 素,J.B.布瑞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约有25万人左右死于公元542-543年的鼠疫。至于在整 个地中海世界的死亡人数,根据以弗所的约翰提供的史料,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要远远 高于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在内的其他城市,[14](P237)因为鼠疫在人口密集的情况下传染 率更高,死亡人数更多,如大城市、军队、公共场所、浴池等,而在乡村和半游牧等人 口稀少的地区则传染率很低。据此艾伦得出结论,整个地中海世界在这次瘟疫中的死亡 率应该是33%,与14世纪黑死病的死亡率大体相同。[13](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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