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渐趋成熟的社会危机的征象在各个地区均有表现。每一种社会经济的进展，正像各个国家的社会危机的表现一样，从社会角度看，可以说具有很大的内源性（也就是有其内因）。但如果我们“按国别”来进行研究，那就可以看出，这种内源性只是发展过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以全欧市场和随之出现的全洲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十七世纪的欧洲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整体，从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不难得出结论：只从“民族的角度”来分析重大的进程，已经不够了。换句话说，分析社会危机的所有地区性表现（不管它们的地区历史性质如何，不管某个具体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不应脱离全欧联系，也就是说，首先不能脱离业已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市场的作用程度，不能脱离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市场发生联系的“民族经济结构”对这个市场的规律所起的反作用。
    十七世纪的所谓“再版农奴制”的起源及其性质，至今仍然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问题。这个制度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了一步”，还是“封建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倒退”？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是偏执一端。然而С·Д·斯卡兹金的名著《中世纪西欧农业史纲》提供了必须考虑这一进程的内部前提和外部原因的辩证地分析问题的例子。通过详细地分析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包括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农业进化的内部前提，作者写道：“贵族之间粮食贸易的发展乃是尔后大型贵族庄园的‘先声’。由骑士向农民购买粮食的粮食贸易，距离尽可能由私人来生产粮食的状况不过一步之差。……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改善，对组织这种新的生产体制起着推动作用。十五世纪粮食输出增加了……价格涨得最猛的时期是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十六世纪下半叶恰恰是农奴制经济取得最大成就的时期”。③斯卡兹金提出的“近代农奴制”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必须研究这个问题的地区方面与全欧方面的区别，就是说，既要考虑历史内部诸进程的相互作用，也要考虑各种外部因素（例如以欧洲各国这时已经达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而建立的全欧劳动分工）对历史内部进程的影响。
    在欧洲，所谓农业的二重性早在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就已开始形成，当时西欧国家确立了货币（或实物）地租的统治地位，而在易北河以东则出现相反的变化--由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变成劳役地租。这种农业二重性的最终确立则是在十七世纪。
    毫无疑问，易北河以东和以西农业关系的反向发展，是以至十四-十五世纪时业已形成的内部条件为前提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条件（前提）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之所以成为现实，都是农业社会结构对同一个资本主义发生过程具有不同形式的反作用的结果。它在十七世纪的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体现就是经由市场而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例如，这一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封建领主阶级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与西方的贸易中都占据着关键地位，就是由于相应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内部特征所形成的。只有在这一阶级掌握了政治上的控制权并且国家也承认它在法律上拥有无限权力的条件下，才能使徭役经济服从于获得最大限度的市场产品的目的。这就是相应国家何以能确立近代农奴制的原因。然而，这种农业布局的必然性，它们的经济“理由”，亦即易北河以东地区成为当时拥有发达资本主义方式国家的粮食与原料供应基地，那倒是全欧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
    十七世纪在易北河以东占上风的近代农奴制，是一种商业企业式的农奴制、徭役制经济体系，是由市场经济产生的封建劳役地租制的变形，它极其残暴地消耗农民的生产力，这种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可以说它与西方的“领地制”体系通过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形式走向崩溃的现象相并行）。
    由此可见，从整个大陆的角度来分析，在十七世纪的历史中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经济进程是主导和决定性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结构转变为形成中的欧洲与世界市场因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向真正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渡，而农业则向企业形态的大规模租赁过渡。由这个主要进程所派生的是由贵族掌管的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领地制中领主反作用的发展趋势，或者是近代的徭役制、农奴制体系。不管哪一种趋势都可以合理地视为封建制结构总危机最后一个阶段的表现。
    最后我们还应该分析：向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第二阶段的转变，也就是向真正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转变，是否为资本主义之形成走上不可逆转的过程创造了充足的条件。实际上，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真正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在十七世纪主要是出现在西北欧地区：英国、荷兰、法国北部。是哪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保证这一地区进入这一阶段的呢？在工业生产范围内，工场手工业不仅比手工业，而且也比简单的资本主义协作占优势。工场手工业达到的规模和生产效率，已使它成为把市场扩充到世界范围的决定因素（到十八世纪初）。
    一个国家的工业转入真正工场手工业阶段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重商主义思想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在国内，“保护”工业，在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上，捍卫“民族工场手工业”的利益。大家知道重商主义政策的典型阶段只能是在十七世纪。
    最后，真正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在土地关系方面要有一些飞跃，表明农业中出现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企业经济形式。这些经济形式都是以加紧掠夺农民土地、农民发生社会（阶级）分化、农村中形成广大少地和无地农民阶层（对他们来说在外面挣工钱是他们农村生活的决定条件）为前提的。
    但是，十七世纪欧洲历史之具有转折性质并不仅限于此。这个世纪是世界历史两个时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一世纪中，形成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由于尼德兰和英国社会革命的胜利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一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乃是使经济结构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后行动。资产阶级文明于是产生。这就是十七世纪欧洲历史的核心。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称作“欧洲规模”的革命，其理由是他认为，正是这场革命在当时“意味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正是从此开始了欧洲历史的新纪元。须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十七世纪中叶的革命不是“英国”革命这一断语的含义，即这次革命的意义超出了国界，它所解决的任务与其说是地区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世界历史问题。这场革命第一次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一句话，它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一样，“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④
    所以马克思认为，第一次欧洲规模的革命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换句话说，所有导致当时欧洲社会发生分化的社会经济矛盾，都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中得到最尖锐、最集中的反映。
    资料来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3期，第58-74页。
    注释：
    ①参见R·穆尼埃：《欧洲文明的进步与东方的衰落（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1967年法文第五版，第160页。
    ②按照这个观点，十七世纪前半叶是向“危机”过渡的时期，这一点到这个世纪中期已是毫无疑问的（参见Ｉ·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第8-9页； 又参见《方塔纳欧洲经济史》，第4卷，格拉斯哥，1974年）。
    ③参见C·Д·斯卡兹金：《历史问题选集》，莫斯科，1973年，第246-247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