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十分有限，对于西藏的地位问题，美国的基本政策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注：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英国炮制的“宗主权”理论。美国政府却多次延用这一错误提法。）。但在解释这项政策时，美国一直奉行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的原则：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在事实上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使该政策服务于美国亚洲总体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纵观1942年到1951年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大体上经过一个从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转变到积极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秘密参与谋划制造“西藏独立”的过程。本文试图依据历史资料，对这一过程加以探讨。
    一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战年”。年初，轴心国法西斯集团调集军力进攻中亚细亚地区。德、意法西斯从非洲推进到苏伊士运河，日本法西斯侵占了太平洋大部分岛屿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并计划向南亚印度挺进，以图实现与德意法西斯对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包围。这使中国的西南战场成了至关重要的抗日前线。当时，由于缅甸的失陷，中国的一条“给养线”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中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以便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这一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并指令战略局（OSS ）（注：战略情报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负责考察施工路线。
    8月，两名美国军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oy）上尉和布鲁克·杜兰（Brooke Dolan）中尉奉命前往拉萨，执行考察西藏路线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把罗斯福总统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交给达赖喇嘛，试图与西藏当局建立直接联系，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和“误解”，罗斯福总统在信中称达赖喇嘛为“喇嘛教”的“最高教长”，而没有把达赖喇嘛称谓“西藏的最高领导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卷，“罗斯福给达赖喇嘛的信”（1942年7月3日），第624～625页。）。托尔斯泰和杜兰在藏考察期间，得到了西藏噶厦（注：噶厦：旧西藏最高行政机关。由噶伦四人主持（一僧三俗），1953年3月解放。噶厦的首脑是达赖喇嘛， 在达赖年幼未亲政前由摄政达扎代理。）非法“外交局”（注：外交局：噶厦于1942年7月7日非法成立的对外联系机构，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才被迫撤销。）的热情接待。在两位美国人离开拉萨时，达赖喇嘛托他们转交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礼物。信中提到“我高兴地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兴趣”，“西藏珍视她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注：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这是在明显地歪曲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把西藏称作“国家”。那时，达赖喇嘛（注：达赖喇嘛（1935-）：丹增嘉措·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十四世达赖喇嘛，幼名拉木登珠，青海湟中人。1933年10月30日入选 为转世灵童，1940年2月5 日经中华民国政府批准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年仅8岁， 这封信是由“外交局”代办的。托尔斯泰和杜兰也曾向西藏“外交局”表示对西藏独立事业的同情。两人回美后，立即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以满足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愿望。”（注：[美] 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另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 页，第296页。）但在当时条件下，这项建议并未被美国政府采纳。 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视中国为盟友，罗斯福总统主张“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他还“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并且“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注：[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页，第555页。）。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自然把同中国盟友的关系看得高于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当时，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保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重申：“美国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早就声明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注：王福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但应该看到，托尔斯泰、 杜兰行动又表明美国是把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与西藏噶厦政府及达赖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此后，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又给噶厦一套远距离无线电转播设备，同年11月30日，一架运送援助物资的美国军用飞机在拉萨附近坠毁，机组人员全部死亡（注：[美]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另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第296页。）。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促进了美国与西藏噶厦的友好关系，而且使西藏噶厦相信美国对“西藏独立”事业的支持。美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两面表现，表明了美国制订和实施这项政策所遵循的实用主义原则：主要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利益和对华政策的需要，但又考虑可能的局部利益需要。如果说这一政策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世界大战形势下，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在解释这项政策的时候顾及与中国盟友的关系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其行动天平是在向中国国民政府方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