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藏噶厦政府乘着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之机，加紧了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此间，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使国民党成为反共、反苏、统治中国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民党可能失去了中国”以后的可利用性，使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十分复杂的双项选择之中。
    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向国务院提出了重新调整美国西藏政策的建议。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从地理位置、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西藏在美国亚洲冷战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西藏地处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亚洲大陆中心，又夹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中、印两国由于深受各自内部矛盾斗争的困扰而无力顾及西藏，这便可能使西藏比亚洲其它地方更能长期地抵制苏联和中、印势力的影响，加之西藏人长期形成的保守的宗教特征，就会使“西藏政府更能牢固地控制政权”。他提醒国务院要考虑“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政局的不稳定”，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箭炮发射基地”。他认为此项作战计划，即使“由于宗教原因，西藏人不愿意在他们的边境或国家实施作战计划”，但是只要美国承认“西藏独立”，这项计划就会被噶厦接受，西藏人的偏见就会改变。梅里尔还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屏障。总之，巩固与发展美国与西藏的关系，会使西藏服务于美国冷战的需要，成为美国“长期抵制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影响”的工具（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7年，第7卷， “梅里尔致国务卿电”（1947年1月3日），第589～592页。）。这是在冷战思维下分析西藏地位、构筑美国西藏政策的露骨表述。当时，梅里尔的建议没有被国务院采纳。因为在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美国仍然支持国民党，美国不愿意因西藏地位问题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以至影响两国关系，更不愿由此而削弱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为此，国务卿艾奇逊电告梅里尔“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是鉴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7年，第7卷，“艾奇逊致梅里尔电”（1947年4月14日），第594页。）。
    1948年初，噶厦超过中央政府主管西藏地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派遣财政部长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pa）（注：孜本·夏格巴：噶厦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的要员，1948年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英等国活动，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他一直住在印度纽伦堡，大搞“西藏独立”的分裂祖国活动。）率领一支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实际是一次以非官方的方式寻求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尽管中国政府再三阻挠，西藏“商务代表团”还是得到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签发了赴美许可证（注：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夏格巴“商务代表团”此行美国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其一，以转交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为由，试图谒见杜鲁门总统（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弗里曼备忘录”（1948年 8月2日），第770页。），并建立与美国高层领导人的直接联系， 以求得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以支持西藏的货币，以图建立西藏自己独立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体系（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国务卿致夏格巴电”（1948年8月7日），第779～780页。）；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新式武器，以准备独立时使用（注：“国民党拉萨情报”（1947年10月24日），《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出版社1963 年版， 第359页。）。中国政府识破了噶厦阴谋，于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斯普劳斯备忘录”（1948年7月12日）、“中国大使致国务卿电”（1948年7月15日），第759～762页。）。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亦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美国远东司司长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解释有关签发“商务代表团”赴美执照时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并未在西藏旅行文件上签字，而只是发给了一张入境许可证。这种许可证通常发给未能提出有效护照或护照未经美国政府承认之国家的申请人，它并无任何特殊意义。”（注：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为了解除中国政府的疑虑， 美国把西藏代表团作为美国商业部的“客人”来接待，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客人”来接待（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国务卿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4日），第775～776页；“弗里曼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31日），第782～ 783页。）。然而事实上， 美国却安排西藏代表团先后与国务卿马歇尔、副国务卿本宁霍夫的秘密会见。当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购金 5万盎司时，马歇尔竟然不顾美国只向主权国家售金的规定，批准了此项交易。副国务卿则要求西藏取消限制美国人对西藏访问事宜，他还希望美国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国务卿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4日），第775～776页。）。可见，美国政府一面声称其坚持传统政策，一面却在干着损害中国主权的勾当。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名资深的外交家、苏联东欧问题专家、老谋深算的洛伊·亨德森（Loy Herderson）就任美国驻印度新大使。 这反映了在冷战形势下美国对南亚以及中国西藏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1949年1月5日，亨德森暗示西藏噶厦政府，美国仍然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因为美国至今的政策仍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因此，目前西藏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必然通过间接的手段”（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斯普劳斯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第1065页。）。这种“间接的手段”，实际是指通过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来发展美国与西藏的关系。事实上，美国驻印度使馆一直是西藏噶厦寻求美国帮助实施“西藏独立”活动的秘密联络站。与此同时，亨德森向国务院再次提出了重新修正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新建议。他在赞同先前梅里尔意见的基础上，强调“不管中国共产党能否夺取中国，根据亚洲形势的发展，美国都应该考虑利用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的影响向尼泊尔、锡兰、不丹和蒙古扩展，以建立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进一步蚕食的联合阵线”。他认为“从中国国共两党斗争的趋势来看，国民党不太可能再有条件在西藏进一步行使主权”，因此“美国支持‘西藏独立’，比让西藏进一步沦为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在目前“西藏正处在急于扩大对外贸易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情况下，只要美国承认‘西藏独立’，就会使西藏靠近西方”（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斯普劳斯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第1 065～1066页。）。7月初，亨德森还呼吁国务院应立即派出外交使团，在可能的条件下常驻拉萨，以便进一步观察西藏的形势，发展“美国与西藏的友谊”（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 “亨德森致国务卿电”（1949年7月2日），第1076～1077页。）。亨德森的建议立刻得到了美国驻苏使馆和驻华使馆官员们的呼应（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科勒致国务卿电”（1949年6月4日）、 “斯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9年7月8日），第1075～1076页，第1078页。）。但是国务院没有急于采纳亨德森等人的建议，却对美国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Ruth Bacan）提出的建议倍加重视。培根认为从美国亚洲战略的长远目标考虑，必须深思熟虑以下问题：其一，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仅涉及美藏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过去美国奉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帮助中国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大国，如果现在承认西藏独立，很可能破坏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进而影响美国今后利用中国东北和新疆问题鼓动中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会极端落后以及与外界联系有限，使西藏发挥作用十分困难，只有在美国采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才能靠近西方，发挥作用，而美国采取这些“意义深远”的援助只能取道于印度，如果印度不愿意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将是十分艰难的。由此，她认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最佳选择是：第一，由于西藏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目前美国仅可以把西藏作为朋友相待，美国发展与西藏友好关系的程度暂时界定为努力使西藏靠近西方而不是投靠东方；第二，美国要避免陷入中国对西藏的复杂的“宗主权”的争论之中，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同时等待中国形势的发展明了后再作选择；第三，美国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为此美国要向西藏提供充分的援助。美国还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斯普劳斯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第1 066～1071页。）。美国国务院最终采纳了培根的建议，7月28日，艾奇逊致电亨德森，表示暂不接受他的建议，但决定寻求时机，以私人旅行或科学探险为名向西藏派出外交人员，以观察那里的政治形势变化（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 “国务卿致亨德森电”（1949年7月28日），第1078～1079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虽然未采纳亨德森提出的立即承认“西藏独立”的建议，但却接受了培根关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考虑“西藏独立”的可行、合理、永久的根据。它表明美国的西藏政策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即时刻准备中国的永久分裂而承认西藏“从中国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