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运动给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站在民族战争前列者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一结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交锋中的不败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战后内战中的连战连捷的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全中国。在这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契机也给中国的历史以决定性的影响。
    1949年实现了完全自主独立的新中国，置身于冷战这一国际环境中进行着国家建设。美苏冷战超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当初的预料，建设国民国家尚处在途中的中国不得不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面对国际新事态。对于经济上落后，又因长期内战和抗日战争国土荒废的中国来说，这是残酷的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的危机感超出了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也不无道理，可是，其结果是悲剧性的。当中国以过分的危机感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围绕中国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中国走一条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结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性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1978年末邓小平举起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旗帜适应了世界的潮流。这显然来得过于晚了，于是新路线为实现富国目标不得不经常冒着“过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往往犯走过头的错误，每到一定时期必须进行一次自我修正。即便是在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波浪式发展，也在中国政治中扎下了根。因而，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发展仍处在国际环境的强大影响之下。
    3、对以国际契机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出异议
    那么，基本上以外来的国际契机为中心描绘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是否妥当呢？关于这一点，从根本上提出疑问的是科恩的《中国历史的发现》一书（PaulCohen,Discovering History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按照科恩的看法，以往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过分地以欧美的价值观描绘历史。从欧美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讲，中国的近代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而且，欧美人在论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时，往往把对欧美人有意义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从这种观点出发，宛如把适应欧美的侧面当作中国历史的中心来论述。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史是作为“西方冲击”和中国对其“反应”的历史来描述的。事实上，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的自律性，就这样被全盘否定了。而且，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的“传统”和“近代化”时，常把“传统”当作落后的、封建的东西。说起“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民主化所象征的那样，成了积极性和尊重个人价值的源泉。其近代化的模式，尽管没有明说就是欧美式的，但已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这里，中国始终是被动的，欧美才是解放中国“潜在能力”的历史的主体。
    那么，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那是以中国自身内在发展的东西为基准观察中国的研究方法，是更重视分析不管有无外来冲击中国依然持续发展的因素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讲，是把下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即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扩大，知识的传播，起领导作用的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国独特的统治结构及其合法化的逻辑变迁等。
    如果站在内在发展论立场上，那么权力斗争这些东西逐渐被相对化，普通民众成为历史的主体。
    笔者很早就对把欧美式近代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抱有怀疑，我调查了作为近代化恶果的公害的现实及其社会影响。1984年以来多次参加中国农村的调查，这也是因为想最终追求内在式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笔者与科恩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对他的研究方法提出不少疑问。就是说，在具体地弄清地域的特殊性之后，怎样将其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内在性的东西与外向性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内在发展与外来冲击之间是如何相互触发的？等等。
    从同时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和对其基础带来冲击的国际契机这一观点出发，应该如何具体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呢？
    二、以内在发展论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
    1、毛泽东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继续
    自1937年开始历时8年的日中战争，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民族性格。长期的抵抗战，理所当然地提高了现实主义政策的比重。在中国共产党内讲现实主义，是指排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做法，那意味着重视民族因素。从民族的利益出发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主要部分。于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代表性文章也都着力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民族性格。
    然而，关于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评价，却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体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主的体现，中国共产党试图进行社会改革的减租减息运动，试图将共产党员在政权中所占的比例限制在三分之一以内的三三制、共产党军队官兵自力更生从事生产的大生产运动等，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人民的理论被认为已发展成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彻底的群众路线。另一种见解则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表现。据此观点，毛泽东的小农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成为批判之的。他忌避社会分工的思维方式，将军事与工业、农业进而将知识、文学、艺术一体化，追求建成“小社会”的梦想，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是把重点放在制度或法制建设上，而是放在以毛泽东为顶点的人治上的组织，这些思想都受到了批判。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其说是中国式民主的象征，莫如说那不过是为了动员群众的政治策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