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视内在发展论的笔者立场来说，哪一种见解都有合理的一面。按照笔者的看法，马列主义本来给中国政治和社会只是带来了表层上的影响，却使传统的东西适应时代要求得到革新和复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中国的传统极其顽强，例如尊重家庭、重视群体、以精英为中心的政治观等，其内容常有少许改变，但在一、二百年这样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处在长期战争年代，很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的战时或兵营共产主义。因为中国深感处于危机的状况下，所以更不厌其烦地追求平均主义，一直采取留恋井冈山根据地时代的现货供给制的思考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毛泽东来说，危机状况也还在继续。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迅速崩溃，这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预料。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陷入同国民党的内战危机之中。同时又加上对核武器的恐怖，使中国对前途的预测极为困难。在好不容易组织近代国家，确定各领域框架的时候，从美苏两国中择其一为盟友的课题已迫在眉睫。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特意采取了“对苏一边倒”政策，这决定了其后中国的发展方向。
    2、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50年代中期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虽已效仿苏联制定了宪法，但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尚未巩固。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没有实现统一台湾的既定目标，国民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也好，从民族的角度也好，中国是一个不完整的国民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受到了国际上的重压。美苏生产核武器的竞争在五、六十年代达到最高峰，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进一步强化。此时，作为靠山的苏联，置台湾的现状于不顾开始实行对美接触政策。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也是安全保障上的危机。中国一方面开始了中苏论战，另一方面推行大跃进政策。今天看来，那是异乎寻常的方针，这也需要从这种国际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当然，这种过激的政策与内在发展论是不相称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又以人民公社的名义，尝试着将家庭解体，禁止农民搞副业。这象征性地说明了政策的勉强性。
    大跃进政策尤其是乌托邦式的东西。这种政策被采纳，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指导。干部也好，中央的官僚机构也好，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包括专家在内的官僚机构，在大跃进期间，即便发现政策中有问题，也不能对其进行阻止。因为革命成功后的10年，毛泽东的权威已达到超凡魅力的阶段，他站在中国的传统与无产阶级最高领导人的形象相结合的人治的顶峰。
    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和他对革命理念及发展生产抱有的信心，使改变跃进政策变得困难了。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尝试的失败，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毛泽东在1962年所做的自我批评也只不过是在革命中国的传统中养成的一种走过场而已。60年代初的“调整”政策使中国经济好转，但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被认为是牺牲了革命理念，给毛泽东的梦想泼冷水。美国利用中苏对立，开始军事介入越南，这煽动了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意识，带来了以继续革命摆脱危机的主观主义。这样，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革命中的革命开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采取了极其革命的形态，同时又极具中国的方式。红卫兵虽然打破了传统，但是“专制的传统却复活了”。点燃那种巨大能量的是毛泽东及其身边集团，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开始不久便超出毛泽东的意图而无法控制了。
    3、现阶段的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方式有些异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林彪，由于窥视国家主席的位置而迅速丧失影响。红卫兵所代表的过激的群众运动也几乎消失，只是组织还残存着。尽管如此，1969年后革命高潮时期的激情并未散去。使中国共产党持续保持紧迫感的，应该是主观上的国际危机意识。
    特别是从珍宝岛事件上看到的中苏正规部队的直接冲突，与中国国内政治的紧张相结合，中苏战争的可能性有了现实感。于是，中国果断改变外交政策，采取对美接近外交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新外交策略。从中国领导人的主观上讲，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
    1978年以后掌握领导权的邓小平的权力机构，是在这样的中国政治社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以人治为中心的，通过政治、道义和思想进行指导，以有能力的精英集团辅佐“最高领导人”等的政治模式，基本上一样。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也有若干变化。至少符合时代的气氛，按照法制和民主实行统治被提出来，1982年宪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当权者和组织的职权范围。在“革命”的意义变得无内容以来，依靠意识形态的统制力大幅度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