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振《乘轺录》等文献记载和遗址调查得知，中京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组成，外城城墙周长30里，内城城墙周长14里，皇城城墙周长8里。外城南门朱厦门有瓮城，内城城墙有马面，现存残高3～5米，间距约百米，围绕内城有护城河，军事上的防御功能也是十分突出的。
    （五）西京西京的设立是辽朝与西夏矛盾的产物。自从党项酋长李继迁背宋自立、实行结辽制宋的对外政策以来，辽夏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元昊嗣位以后在对北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同时，对辽朝也不像过去那样驯服了，导致辽夏关系加速走向恶化。元昊与辽朝下嫁的兴平公主不睦，公主生病至去世，元昊既不探视也不向辽朝报告，辽兴宗对此十分不满。元昊屡屡染指辽夏交界辽朝一侧的党项部落，也使辽兴宗不能坐视西夏势力的膨胀，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发动了对西厦的大规模战争，史称“河曲之战”。同年十一月，辽兴宗下诏升云州为西京，并在十二月贺临了这个建立伊始的都城。可见，西京完全是出于针对西夏的军事目的而设立的，所以《辽史·百官志二》说“西京多边防官”。辽朝大兴土木修建西京，措置西部边防，甚至引起了北宋的警惕。重熙十五年（1046年），宋人包拯出使辽朝归来报告说，辽朝“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兵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注：《包拯集》卷9《论契丹事宜》，中华书局1963年版。）。
    通过今山西大同西京遗址的调查可知，西京城大体上呈方形，边长4.6里，与《辽史·地理志五》所记大体相符。城墙在辽朝时为夯土版筑，明朝时在墙体外加包青砖，现在墙基宽12～20米不等，高8～10米。《辽史·地理志五》有“敌楼、棚橹具”的记载，现存东墙有马面21座、西墙2座、南墙3座，残高约8米。四面各有一城门，从遗迹上看，除东门外均有瓮城构筑，其中北门瓮城规模最大。城外有护城河，以北墙外遗迹最明显。
    二、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
    中国古代城市的突出特点之一，即城市是政治或权力的中心，由此赋予城市经济功能的基本特征就是其经济自主性差，仍然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与农村或农业经济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辽朝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即表现了这样的特征。
    （一）辽朝的五京是消费性城市。无论是辽朝在塞北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中京，还是在原有城市基础上扩建的南京、东京、西京，都聚集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其人口密度是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首先，五京既是全国的都城，又是各所在道的政治中心，既有中央设在这里的军事指挥等机构，又有各京、府、县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诸机构。各级文武官员、胥吏、驻军官兵在全部城市人口中占了相当的比例。其次，五京是辽朝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手工业生产者和大小商贾的人数当不会太少。第三，五京又是辽朝佛寺、道观最集中的地方，僧尼、道士的人数也颇为可观。第四，在五京城市人口中占有最大比例的是一般城市居民，包括了各民族的王公显贵到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各个阶层。胡峤在上京城中见到的汉族人就包括了“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因缺乏可靠完备的统计资料，我们对辽朝五京的人口数量知之不详，据《辽史·地理志》所记上京有户3.65万，如果按1户5口计算有人口近20万，这对于草原深处的新兴城市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东京有户4.64万，有人口约23万。五京中的城市人口以南京最多，约有30万之众。
    五京中集中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城市消费品中最大宗的是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实际上有些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农民，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中，但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粮食消费完全是靠自给解决的。同时，辽朝的五京仍不能摆脱古代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窠臼，他们的大部分日用品是自己生产的，不足部分或自己不能生产的才到市场上去购买。城市中社会上层所需要的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除去少部分本城市或本地区能够生产的以外，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与周边政权、民族以贸易的方式解决的。
    （二）五京是商业贸易活动的中心。由于五京城市人口的聚集，对多档次、多品种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会刺激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活跃。这种商业贸易活动首先表现为以诸京城市为中心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和交易活动，是以满足最广大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种活动对周边城镇、乡村的辐射程度，则因诸京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结构和各消费层次人群的构成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辽史》等文献对此缺乏记载，难以进行深入的讨论。
    南京城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越的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是辽朝五京中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城市，这里“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在城市内部功能性结构的布局上，南京依然基本保持了坊市有别的制度，商业贸易活动仍然在“市”中进行，即所谓“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上京和东京的商业贸易是在汉城中进行的。上京的汉城在皇城之南，彼此有城墙隔开，设城门以便出入，规模略小于皇城，在契丹、汉等族的居民区和上京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的所在地，东南角的回鹘营则是专门安置留居上京的回鹘商人的场所。东京的汉城即外城，有南北二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注：《辽史·地理志二》。）。中京的商业贸易区位于自南门朱夏门入城的街道两侧，“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注：路振：《乘轺录》，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4年影印版。）。
    在五京的商业贸易中，除了辽朝与周边政权、部族的正常贸易外，朝贡和聘使往来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辽宋间的聘使往来为例，双方各种名目的使团都要携带许多礼物送给对方。当然，这些礼物多是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才有资格享用，与广大下层居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五京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契丹族的手工业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但一直局限在为畜牧生产服务的狭小领域，而且一直是以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着。辽朝建立前后，大批有一技之长的汉族手工业生产者流入契丹地区，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工匠的到来，多少改变了契丹族手工业依附和服务于畜牧业的状况，行业扩大，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即使在五京城市中，手工业生产仍然未能完全脱离畜牧业和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许多手工业生产者又同时是牧民或农民，他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首先是满足自用，有了剩余才会到市场上去出卖。
    （四）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奠定了辽朝国家财政运行的基础。辽朝统治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决定了辽朝国家财政运行方式的复杂性。由于五京城市比州县、乡村更具有经济实力和活力，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各部门、各领域进行调控和管理的重点所在，也是国家财政得以运行的主要基础所在。辽朝没有统一管理全国经济运行的机构，而在五京设置了以经济管理、财政运作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辽史·百官志四》“南面京官”条下有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