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奇特的张闻天的启事。其背景是：1938年3月26日， 广州《救亡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洛基2月22日采访张闻天的访问记， 题为《〈救亡日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之谈话--张闻天谈抗战诸问题》。1938年4月12 日武汉《新华日报》第一版发表《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虽然这一说法符合实际，但为广州一份报纸这么一个不准确的说法，竟然在《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启事声明，这一做法似有点异乎寻常。当时王明主管《新华日报》，这则启事究为谁出谋刊登，是否出于张闻天的本人的要求和手笔，均令人生疑。
    据载，王明归国前，季米特洛夫曾提醒过他：对国内不熟悉，要谦逊，尊重党内领导同志，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但上述一些迹象却令人怀疑是否王明想取张闻天而代之，担当党的负总责的总书记。
    更有甚者，王明在武汉期间有不少凌驾于书记处之上的作法。有的事不与延安书记处诸人商量，他似乎以中共中央负责决策者身份行事。1937年12月25日王明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1938年3 月以中共中央名义提交国民党一份《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事先均未征求延安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后来，张、毛又起草了一篇《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他压了下来，未送给国民党。他还主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武汉或西安举行。毛泽东后来批评王明：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中央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对华北下命令，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胡乔木回忆：“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种种事实表明，王明自视高于其他领导人，俨然以中共中央负责人自居。
    王明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政治方针提出了一些非议，在组织上对他们轻视甚至侮慢，对原先形成的洛--毛体制是一种挑战和打击。后来中共中央在一项批判王明错误的指示中说：当时“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注：《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
    王明自恃有国际支持，高估了自己的能量。张国焘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当时我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页。）相比之下，王明回国后，毛泽东始终抓紧军事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迅速展开，站稳了脚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王明在武汉，长江局宣传抗日救亡有成绩，但为共产党发展势力其作为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并不支持王明与毛泽东抗衡，相反倒是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这或许是王明始料不及的。
    1938年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苏联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共党的情况。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发展统一战线，同时坚持政治的组织的独立性，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敌后游击战争，争取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在中共党内关系方面，共产国际倾向于毛泽东，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主张。据载，季氏当着王稼祥和任弼时，批评王明缺乏实际经验，自以为是，想当领袖；希望中国党和军队领导加强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毛泽东。
    王稼祥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指示：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注：《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六届六中全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针对王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在会上得到一致支持，而会议后一阶段，一些与会者就发言指名或不指名地批判王明回国后的错误。
    王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毛泽东报告的观点。对于明确毛泽东为党的领袖，王明表示了拥护：“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一定能统一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页。）
    这样，王明回国后自居于张闻天和毛泽东之上，与毛泽东、张闻天分庭抗礼的局面至此结束。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因共产国际的明确表态支持，得到正式确立。后来张闻天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从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注：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见《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