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应注意“二水”汇流处的山。上文在引用波斯拉施特之记载时，即已提到九河与十河交汇处有一山，名曰和林山，该山被尊称为quttaq，意为“福山”。《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对之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Qutlugh Tagh），言福山也。唐使与相地者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也。盖坏其山，以弱其国。’乃告诸的斤曰：‘既为婚姻，将有求于尔，其与之乎？福山之石，于上国无所用，而唐人愿见。’的斤遂与之石，大不能动，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浓醋，其石碎，乃辇而去。国中鸟兽为之悲号。后七日，玉伦的斤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同样的记载又见于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高昌王世勋之碑》。表明直到元代，回鹘人心目中仍将漠北时代的这一福山视为当时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依凭；后来，因失去它而导致了公元9世纪中叶国家破亡、人民离散之悲剧。
    契丹则特别崇拜木叶山，在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注：《辽史》卷37《地理志》、卷56《仪卫志二》、卷116《国语解》。）契丹贵族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郊游狩猎，都要祭木叶山（注：《辽史》卷37《地理志》、卷56《仪卫志二》、卷116《国语解》。）。如果身不能至，也要望木叶山而祭。史称“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此“大礼”，指的就是“礼木叶山之仪”（注：《辽史》卷37《地理志》、卷56《仪卫志二》、卷116《国语解》。）。与回鹘比较，不难看出，他们都将二河汇流处的山视为圣山。按照传说，木叶山之位置应在土河与潢河之汇流处，地当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兴乡境内之白音他拉古城（永州）。这种说法对国内外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然亲至此地，即可发现，这一带地方呈一扇形平川，地势坦荡，最高处海拔高度也不超过300米，根本就无山可言。距白音他拉古城最近的山是其西160里的海金山。但不管从其位置，还是从山上之辽代文化遗物看，都不像是契丹所崇木叶山之所在。那么木叶山何在呢？《契丹国志》卷1《太祖本纪》云：“天显二年（927年）九月，葬太祖于木叶山，置州坟侧，名曰祖州，今有庙。”此外，《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也都称木叶山在祖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出使契丹的使节对木叶山的记载。《册府元龟》卷980载：天成元年（926年）九月，幽州赵德钧奏，先差军将陈继威使契丹还，称：“继威见契丹部族商量，来年正月，葬阿保机于木叶山下。”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宋绶出使契丹，在其行程录中亦云：“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这些使者之见闻更是推定木叶山在祖州的可靠依据（注：对木叶山位置的考证，可参见孙继民《试论契丹祀木叶山崇黑山》，《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12页；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42-143页。）。
    1996年夏初，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塔山坡上，出土了一方辽代高僧圆慧大师的墓志铭。碑文称，圆慧大师是辽代著名高僧，常驻锡于木叶山前的顺孝寺，54岁时圆寂，于寿昌六年（1100年）葬于上京南佛教徒丛葬地。这一记载对确定木叶山的所在不无参考价值。按照惯例，佛僧死后一般都葬于佛寺附近或一个区域内专门的丛葬地，南塔附近佛教丛葬地的墓葬均应属上京或亡于上京的僧侣或佛徒，以此可知，顺孝寺离上京不远。而圆慧大师一生主要活动于上京，也表明他居住在上京附近。推而论之，顺孝寺距祖州城亦应不远，而木叶山位于顺孝寺后，则可证木叶山位处祖州而非永州的海金山。祖州／上京一带的居民大多为渤海移民，以崇佛闻名，目前上京城外尚有部分宗庙、寺院遗址（注：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页。）。而海金山一带漫布黄沙，人烟稀少，缺少佛教活动的群众基础，山上大多为祭祀契丹先祖的宗庙，单纯的民间庙宇是不大可能位列其中的。圆慧大师墓志铭的发现，为木叶山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值得重视。
    祖州在辽亡后遭金人洗劫，渐成废墟，今所存遗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葬太祖之祖陵即位于祖州遗址西侧之祖山中。《辽史·地理志》称：“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显中太宗建。”可见，木叶山亦即辽代所称之祖山，今名仍之，其地与土、潢汇流处尚相距300里以上。那么，契丹之族源传说何以将木叶山东移呢？
    契丹传说称其祖先为骑白马的神人和驾青牛车的“天女”。《辽史·地理志》载：“永州……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相同的记载又见于《东都事略》卷125及《辽史》卷32《营卫志》中。在云南施甸县甸阳镇长官司保存的《施甸长官司族谱》之卷首，插有一幅男骑白马、女骑青牛的明代契丹秘画，并附有一首七言四段秘诗，所描绘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上述传说（注：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40-45页。）。
    类似的传说在回鹘中亦有：“一夜，不［古］可汗卧帐中，见一神灵至，作幼女形。汗畏，伪睡而不敢与之言。次夜亦然，第三夜从其大臣言，随此女灵（即天女）至福山（Couttag）中，共话至于天明。嗣后每夜如是，计阅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末夜，女灵与不［古］可汗诀别，而语之曰：‘自东至西，全世界皆归汝治理，可完成汝之命运，善治汝民。’言毕而去。”（注：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46页；此处引自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8页。）
    比较两传说，可以看出，前者“天女”曾与神人婚配，并生有八子；而回鹘之传说仅谓不古可汗与“女灵”共话，而未婚配。这里，契丹可汗生八子的传说，使人不由又将其与回鹘联想到一起。《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温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说明回鹘部落的构成，除可汗之姓药罗葛外，尚有胡咄葛、咄罗勿等八个氏族，号为“内九族”。内九族（回纥部）又与其他八个部落联合，构成部落联盟。《唐会要》卷98《回纥》载：“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部落，自国（唐）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思布，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并列。”这九个部落，史称“外九族”，回纥部居于统治地位。这里的“内九族”、“外九族”之说又与契丹奇首可汗生八子而为八部落之传说何其相似。
    类似的传说不仅见于回鹘、契丹，如果再继续向前追溯，我们还发现这些传说在我国北方民族中其实早已有之。鲜卑有传说云：“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注：《魏书》卷1《序纪》。）此传说突厥也有，只不过是将其中的“天女”换成了“海神女”而已（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4。）。说明北方民族中有关“天女”的传说是由来已久的。
    有辽一代，在统治集团中，以耶律皇族和述律后族最为尊贵。前者为契丹人，后者回鹘人。《辽史·外戚表》载：“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在其之后，辽朝帝后大多都出自述律／萧氏，号“应天大明地皇后”。述律氏本为回鹘人，自然熟悉回鹘族源的传说。回鹘发源于二河相会处，而契丹之发祥地正好也位于二河汇流处至木叶山一带。更巧的是，其中一条河名潢河，正好与色棱格河同名（都为“黄河”之意）；另一条河名土河，又与秃忽剌河（九河）音近意同。述律氏为神化自己，便不虑土、潢汇流处是否有山，而径直将其祖先固有的传说照搬到契丹中去。特受尊崇的木叶山，在传说中之地理位置便被东移了300余里，附会于二河汇流处，以保持与回鹘传说之一致。这里存在着一个疑问：在回鹘发源地与契丹发源地，各有两条相交的河流，其名称相同，完全有可能是巧合。若然，那么契丹与回鹘如此相似之族源传说是否亦应属一种偶然巧合呢？我认为，假若契丹发源地土、潢汇流处确有一山，那么就难以排除这种巧合的可能性，问题是这里并没有山。推而论之，就只能将这一族源传说的来源归之于回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