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汉文后钱玄同认为“应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未能遽尔消减，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为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种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
    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对儒学中适应封建统治的纲常尊卑观念和中国文化中的非科学成分加以批判，是祛除封建、愚昧，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前提。钱玄同对儒学的批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梁启超论述启蒙时期的思想特色时说，“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淤，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正处于由旧思想到新思想的启蒙期，批判是思想发展所必须的环节。
    但应该看到，钱玄同的反传统态度极为激烈，甚至有偏激的成分。他在文学革命中赞成陈独秀提出的“必以吾辈之是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的态度，他认为胡适“微有老学气象”，（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8年1月2日。）又批评胡适对外议论， 旗帜有欠鲜明，“对于千年积腐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 1994年版，第270页。）客观地说，激进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有其作用， 如耿云志先生在《胡适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的“激进，往往可以给麻痹的社会、麻痹的人群一种大的刺激，逼使他们作出反映。因而对于造成声势，扩大影响，会有相当的作用。”（注：耿云志：《胡适新论》〔M〕，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激进也是对旧文化批判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当时一位在海外关注文学革命的人评论过胡适的稳健和钱玄同的激进：《新青年》、《新潮》听说在内地各省之奏效很大。此地留学生都格外敬重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是纯粹学者态度，不像钱先生他们常常怒骂，我以为钱先生们也是少不得的。他并不是喜欢骂，实在是不得不骂。（注：《胡适往来书信选》（上）〔M〕，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页。）五四时期的稳健派胡适对于激进的态度也给于公允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论述文学革命时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因为胡适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注：《胡适文存》（二集）〔M〕，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33页。）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钱玄同。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激进的作用在思想革命中是有极限的。思想的变革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意识浓厚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思想的变革需要深入的批判、具体的说理、反复的辨难，新思想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旧思想的堡垒才能攻破，新思想才能扎根。钱玄同在五四高潮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对自己思想作了一些反思，他放弃了将中国书“束之高阁”的提法，而赞成对古书进行整理，并倡导疑古辨伪运动，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清算，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上，放弃了世界语的主张，而进行国语罗马字的学术研究，注重对文字的改革，并提出可行的简化字的设想。
    钱玄同的激进从当时的历史看，显然有形势的影响，如陈独秀所言“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大家，岂有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是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一页都带有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激切的议论”。（注：《独秀文存》〔M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为毁坏“铁屋”， “惊醒熟睡的人们”，钱玄同的“呐喊”也就不得不凌厉刺耳些，甚至以偏概全了。但除激于形势之外，钱玄同激进思想的产生也有其自身的思想原因。
    第一，这种态度和方式有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特色。钱玄同在日本时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但当时钱玄同倾向于《天义》一派，而反对《新世纪》。洪宪帝制之后钱玄同思想激变，他对《新世纪》态度也发生变化。 他在日记在写道：“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既为吾国言Anarchismo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有价值之报。”（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1月17日。）他开始向《新世纪》一派寻找批判传统的武器。民国成立以后，无政府主义是当时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而其思想主流即是《新世纪》一派的观点。从钱玄同的日记看，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与无政府主义关系密切。如：1916年9月18日“交明日讲义。至师校收到区佩刚寄来Anar 之文印刷小册四种。”1916年9月19日寄书上海购Anarchismo书报数种。”1917年1月11日“至大学与子民谈话，拟托其购《旅欧杂志》及昔年吴稚晖、李真民先生所办之《新世纪》。”1917年1月17日“晨至直隶书局， 购顺得卢信所著之《人道》，其书系主张Anarchismo者。”等等。钱玄同原有《新世纪》，但辛亥革命前归国，因清庭文网，未能携归。如众所知，《新世纪》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全面反传统，主张西化的思想源头，一些激烈的反传统观念，如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废灭汉文等思想均与此思想流派有很大的关系，有的直接来源于此， 如废汉文， 采用世界语。1908年后，钱玄同虽不再公开谈论无政府主义，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1917年1月5日，他在北京见到当年在《新世纪》上撰文的鞫普，对其“举止言语无异曩昔，且谓大同主义之主张，今尤昔也，可喜可慰”。当钱玄同看到鞫普因全球大革命时流血之惨，而减低其对大同思想的热心时，钱玄同却认为“我亦主张和平者，然以为改革之际，恐怖时代决不能免。夫武力解决，无论如何文明，必谓金石尽焚，而至一无波及，必不可能之事，况强凌弱，重暴寡，此等世界无论如何温和稳健之人，亦不免发指眦裂，一旦反抗，复仇之思想，讵能仅免。吾谓恐怖时代不足惧，但经一度恐怖，即能进斯世于极乐之万物玄同，相望于道，即是无上幸福矣！”（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 〕，1917年1月5日。）可见，五四时期钱玄同对于改造社会一度持激进的态度。对于文化，钱玄同此时已完全接受《新世纪》的激烈反传统思想并从中汲取思想养料，他“阅《新世纪》，九年前阅此，觉其议论过激，颇不谓然，现在重读，乃觉甚为和平”。（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论述废汉文的办法时就曾引用《新世纪》第四十号上吴稚晖的文章观点。（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4卷4号。）钱玄同后来废姓， 就是受刘师复《心社意趣书》的影响。（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25年8月4日。）
    第二，钱玄同的这种对旧的思想文化的激烈的批判也与他刚刚接受的进化论有关。经历“洪宪帝制”后，钱玄同历史观发生变化，他放弃复古主义而接受进化论。进化论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影响最大的学说，进化论强调事物的发展进化，反对顽固保守，对于推动进步，思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据王元化先生研究，近代中国接受的进化论“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这种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注：王元化：《清园近思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钱玄同接受了进化论，并且将之与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4号。 ）这更加重了他在批判传统的急进态度。他主张“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后退之理”（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5号。）， 这是正确的，但钱玄同在主张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却将新旧皆然对立起来，“要打破矛盾的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注：钱玄同：《李大钊〈新的！旧的！〉的附言》〔J〕，《新青年》，4卷5号。 ）他把这种新旧观念推及到文学、艺术、思想、习俗等领域，因而提出激烈的否定传统的观点。
    第三，钱玄同这种激进的思想与他的经学思想转变也有深刻的关联。“自1917年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注：《古史辨》〔M〕，第1卷，第30页。）钱玄同在此之前，专宗今文，视古文经为伪，如今，钱玄同又打破对今文的信仰，那么，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价值在钱玄同心中破灭了，所以钱玄同极端的反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钱玄同的激烈态度与他的思想性格也有关系。思想性格指一个人的思想特质，此种特质，通常是一个人思考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天生性格会影响其思想性格，例如刚烈的性格在思考过程中，经常比较容易表现出比一般人强烈的武断和主观的一面。相对而言，个性温和者，在思想上，则容易显现出温文尔雅的一面。钱玄同平时即有立论太过的特点（注：章太炎：《致钱玄同》〔M〕， 《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页。），周作人说钱玄同“主张常涉两极端”，（注：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J〕，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版。）鲁迅则认为钱玄同喜欢十分话说到十二分。（注：黎熙：《钱玄同先生传》〔M〕。）极端复古和极端的反传统皆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