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含混的提法。传统中有主流也有非主流，正统和非正统，大传统和小传统等划分，而且传统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地否定和脱离传统。值得注意地是，钱玄同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事实上钱玄同并未全面地反传统。至少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到钱玄同与传统的联系。
    第一，五四先驱批判孔学和传统，主要集中在孔学和传统中适应封建统治的这一部分。从钱玄同前后的思想联系起来分析，钱玄同反对传统也主要在这一部分，即使是在其全面抨击旧文化的时期，他反孔的落脚点仍在“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但钱玄同对儒家在历史上的一些正面价值却从未完全否认，对于孔子，钱玄同一直承认其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钱玄同反对的是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以及汉代以后所发展的三纲五常学说，他对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从未否认。他说：“孔子确是伟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22年10月1日。）“一部《论语》确是古来底大学者的言论”。（注：《古史辨》〔M〕，第1卷，第52页。）对于理学，钱玄同肯定宋儒的疑古精神。（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21年1月5日。）对于心学， 钱玄同肯定陆王心学强调个人的价值意义。他在1917年9月19 日日记中记道：“午后至大学访适之，畅谈，甚乐。适之谓自汉至唐之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为我父之子，则不能不好人，我之身但为我父之附属品而已。此种学说完全没有个‘我’，以《大学》为主，必先正心、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以我为主者。故陆王新学均能以‘我’为主，如陆九渊所言，我虽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作一个人。此说吾谓最精。”（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9月19日。）
    第二，钱玄同注意从传统中正统及非正统的思想中汲取民主性精华。1916年钱玄同与沈尹默、马幼渔等人选编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术文录，马幼渔谓“如《抱朴子。诘鲍篇》，黄梨州《唐君》、《原臣》篇之类皆宜选授，盖有关学术思潮也”。钱玄同极以为然（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6年10月6日。）。钱玄同在撰写说明书选择戴震的传记时，选择了刘申叔所作，“因他作均不详‘以理杀人’一段议论也”（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4月4日。）。 在编选预科模范文选时，钱玄同认选颜元、李塨、黄宗羲、唐甄、戴震五人之文。（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9月13日。）鲍敬言主无君、黄梨州批封建、唐甄讲抑尊及男女平等、颜李重实践、戴震痛斥“以理杀人”这些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钱玄同非但没有抛弃，反而在大学讲堂上加以阐扬。钱玄同本人一生虽思想屡变，但他始终服膺颜李学派大实践精神，也是儒家传统。
    第三，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学钱玄同没有完全地否定。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点阅《史记》，在日记中写道：“太史公书好处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述往事，思来者’。盖史公深明历史为记载人群遥代之迹，使人得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决非帝王家谱相斫书也。此外，如纪年始于共和，项羽为本记，陈涉在列传，则学革命诛暴之事也，游侠、刺客有传则愤社会不平等也，货殖有传，明生计之切要也，本记始陶唐，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贵让国之高义也。此亦太史公特识。独秀谓太炎师尝云《红楼梦》善写人情，我谓太史公之善写人情，实不亚于曹雪琴，二书价值信足相并。”（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4月14日。）这与钱玄同在公开场合批判二十四史为相斫书大不相同。钱玄同在1917年2月25 日致陈独秀的信中赞美古代诗歌“短如《箜篌引》（文为‘公无渡河，公静渡河，堕河而死，当乃公何’。）长如焦仲卿诗，皆用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为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尤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待优美，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 3卷1号。）后来钱玄同赞美《诗经》“很美很美。”（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1994 年版，第297页。）他对于《水浒》、《红楼梦》、 《儒林外史》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也称赞有加，从未一概否定。
    第四，钱玄同对于儒学以外的中国传统中的非主流学说中的积极因素也加以吸收。墨学在战国时与儒学并称显学。汉后即废至清达两千年。清乾嘉之际，汉学鼎盛，大开考据之风，由经而子，过去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也开始得到整理。子学的复活，打破了儒学一尊的地位，是“思想解放的一大关键”。（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学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也有用子学批判儒学的。钱玄同极度推崇墨子，墨子思想对钱玄同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钱玄同在日本时期就认为“今日治学虽不必宗孔学，然孔氏立教以六艺为本，固与玄言有异，吾谓诚那兼取孔墨最好。”（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0年1月8日。）这是从儒墨皆重实践而言。袁世凯复辟失败后， 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思想，但对墨学却仍“情有独钟”。1916年9月12日， 钱玄同由钱夏改名为钱玄同，改名的原因是“因厌误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盛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钱玄同推崇墨子，甚至到了“即想学墨子长处，则其短处亦不觉沾染，墨子非乐，即其短处。 ”（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 M 〕，1917年4月14日。）陈独秀批判儒学，被人视为无父， 钱玄同却认为“我想陈独秀果然能如墨子之无父，也就很了得不了。”（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8年1月14日。）钱玄同认为，与孔子倡“虽上下，定尊卑”不同，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能倡平等学说。他称赞夏穗卿对墨学的赞誉及对孔学抨击是“精绝之论”。在对墨学的问题上，他自己就把墨家的人生观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如黎锦熙所言“钱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他矢志斡旋气运，不‘徒以所知为一身家之谋’。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注：黎熙：《钱玄同先生传》〔M〕。）钱玄同不仅自己如此，他也积极主张用墨家的学说教育青年，（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1923年3月21日。）这就超出了上面所言的范围了。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即以儒学而言，其中既有适合封建统治秩序的等级尊卑纲常伦理学说，也有具有民主精华的“异端”，有空言心性的心学、理学，也有注重实践、讲求功利的实学，钱玄同对儒学中的纲常伦理的批判，对道家中的迷信思想的批判，不能说是全盘的反传统，何况在儒学之外，还有着丰富的其他的各种学说呢？只不过是他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的比较少，即使有所肯定也多存在于学术范围内和自己的日记中，这其中有考虑到传统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任何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肯定都可能导致对传统的保护，形成改革的阻力的因素，作为一个改革者，钱玄同是深知此点的。（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 1994年版，第252页。）另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 钱玄同此时思想的重点是向西方学习，而并非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去创造新文化，这也是应该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