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注：（美）罗兹·墨非：《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对于这个问题，张仲礼指出， 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对外开放以后，城市的现代化都不同程度地获得启动，但程度并不一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形成了五口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上海一支独秀的局面（注：张仲礼编著：《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的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忻平也认为抗战前十年的上海城市现代化“表现得最为典型，尽管并不成熟，但毕竟开创了第一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模式，提供了一个可供解构的典型”（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于是，20世纪30 年代中国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上海被制作成中国现代都市的惟一文本与感觉（注：参见张英进著，冯洁音译：《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现代文学评论》1997年4期。）在近代中国城市中， 上海有着“现代化运动”火车头之称，各城市要搞“现代化”，或以上海为模式，或派人至上海学习观摩，或到上海采办机器、聘用人员（注：参见梁元生：《近代城市中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清末上海“双视野人”的分析》，《史林》1997年第1期，第75页。）。所谓“上海模式”， 主要指衡量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若干城市物化环境的现代性指标。在这里“上海模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揉合了这一时期的广州、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市政建设经验与举措；因习惯上以上海为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因此笔者用“上海模式”作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最高成就的代表者。本文试图以“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为解剖点，从另一视角探究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外部动力机制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探讨内陆开埠口岸特殊的城市发展轨迹。
    一
    柯文在研究王韬时说，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曾研究的巨大课题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沿海与内陆城市的发展模式与速度（注：（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近代以来，西方人首先在中国的沿海建立据点，以后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这即是近代中国“条约口岸体系”。通商口岸是受西方强权和文化直接影响的焦点，也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群，上海在条约体系中城市现代化程度最高。民国时期，“上海模式”集中具备了同时代中国现代城市的所有物化环境指标，如高楼大厦、电影院、咖啡屋、西餐馆、崭新的轿车和新式的路灯，以及城市的新兴公用事业如照明、自来水、电话等，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象征；同时，“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力，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远远超出其城市地域的影响源泉”（注：Joseph W.Esherick, "Introduction",inConstructingtheModerninChinese Cities 1900-1950,forthcoming,p.19.），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历程中，“上海模式”的辐射和影响力具有绝对的文化霸权。
    就条约体系城市群看，尽管比上海开埠晚了近半个世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市还是具备了若干“现代性”的特征。到抗战爆发时，重庆已是“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版，第15页。）。纵观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景观，随处可见“上海模式”的踪影，“颇有沪汉之风”（注：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64页。）、 “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注：邢长铭：《巴县及重庆实习调查日记》，肖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39辑，台湾影印出版。）， 是描述重庆的典型话语。概括来讲，“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重庆城市市政体制和建设模式的冲击，导致重庆对外部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的初步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20年代末期重庆的城市即是“上海模式”冲击的结果。1927年9月， 重庆商埠督办呈请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将商埠督办改为重庆市，其理由便是“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经先后改市，成绩昭然”（注：《重庆商埠月刊》，1927年8月，第9期。），以求与沿海城市的市政模式“划一”而设市；重庆市政组织结构也主要参考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城市组织规则，制定出《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如果说，重庆的建市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开端的话，那么，重庆建制本身已体现了若干“上海模式”的影响。
    “上海模式”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其渗透内陆，介入、打破重庆城市传统社会的自然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30年代重庆城市建设的模式取向主要以“上海模式”为主要参照系，逐步形成市政建设的“小上海”风格，开埠以来重庆在城市体制上对外来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也初步形成。从1926年开始，重庆处于刘湘21军“近乎完全自治的”（注：Robert A.Kapp:SzechwanandChineseRepublic, Provincial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New Havenand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4.）“军人干政”管理模式之下。 但截至20年代中期，这个“华洋杂处”、“商务繁盛”的开埠口岸仍然是“市政窳败，街道之狭隘，沟渠之污秽，煤烟之蒸蔽，其不堪居住”不仅是“全世界通商各埠所无”，且市区“地狭人稠，肩摩踵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刘湘政府采取了模仿“上海模式”的市政建设取向。市政当局开始认识到“非推行市政，为谋改造，实不足以策交通实业之发展”（注：唐式遵：《重庆市政计划大纲》，《重庆商埠汇刊》1926年。）。商埠督办曾多次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和其他省市考察市政，以“求攻错于他山”（注：《重庆商埠月刊》，1927 年3月，第3期。）。 重庆市市长潘文华更以符合“世界潮流”的建设指导方针晓谕市民道：“文华当督饬提挈并进兼营分途发展俾重庆市精神形式焕然一新，得与欧美各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上臻国际之光荣，下为各县之模范。”（注：潘文华：《告全市人民书》，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财政局全宗，卷920，第69页。）此外，在督促市政建设方面， 注重选拔有“曾游学欧美”（注：《请委郑璧臣技术员一案》，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财政局全宗，卷920。）背景的专业工程人员。1932 年刘湘采纳留美归来的胡光麃提出的充实重庆发电容量的建议，改换全市的输电设备，大大推进了重庆城市现代公用事业的起步（注：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295-296页。）。刘湘时期重庆市政建设的诸多举措既是军人政府对“上海模式”的认同，也是军人政府直接介入重庆城市现代化过程的表现。同时，重庆城市当局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城市建设，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上海模式”的广泛认同。重庆在城市行政建制和市政建设上逐步建立起对外部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1929年以后的重庆市政改革被西方世界称为现代意义发展的开端，是“按照现代结构”的城市建设计划（注：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 edit, BriefsonSelectedPRCCities,Chungking, United StatesofAmerica, Washington: 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November,1975,p.3.另参见J.E.Spencer:ChangingChungking, TheRebuildOfAnOldChineseCity,inTheGeographical Review, 29 （1939），pp.47-50.），有的传教士甚至称重庆“正在沿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注：Chungking News,inTheWestChina Missionary News,January 1929,p.27.），“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城市了”（注：Chungking Jottings,in TheWestChinaMissionary News,June 1931,p.40.）。
    （二）对重庆城市社会层面的广泛冲击，并逐步形成追随“上海模式”--上海摩登的城市商业文化。上海自开埠以后，大量西方文化和中国南北文化随着中国和外国的移民的涌入，上海成为中外文化的碰撞点、融汇点，同样也是中国南北文化、内地文化和沿海文化的汇合点。多种文化类型之间的互相渗透、借鉴、移植、认同十分活跃，形成了上海城市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的交汇使上海文化具备了典型的“边缘文化”的特征，且在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使得上海始终以快速的更新领先于其他地区，进而担当了近代中国文化中心的角色。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是重庆自开埠以来所受到的最为强烈的现代意识的冲击。从文化层面上看，“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不仅是官方，而且在民间也有深入的影响，导致30年代重庆城市商业文化的初步形成。对“上海模式”的向往、认同与仿效，显示了重庆人现代意识的觉醒，这无疑是对民国以来的“川人治川”的军阀政治理念的冲击。“上海模式”是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的最直接参照系统，市民对上海摩登的模仿心态的形成，在相当宽泛的社会层面上表明重庆城市对它的认同。“上海模式”强大的示范效应最明显地表现在物质消费上，“模仿”上海摩登是30年代重庆追求城市现代化的时尚和实际之举，并逐渐形成民国时期重庆人超经济的追逐“现代”的取向：“新式女子，裸膝露肘”（注：《训令重庆市市长潘文化警备司令李根固为禁止奇装异服以敦风俗一案》，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编《施政续编》，1935年2月印行，第35页。），“一般摩登妇女， 咸皆奇装异服，时髦趋新”（注：《商务日报》1935年5月27日。）。 30年代上海媒体“摩登”一词开始风靡，很快重庆媒体就紧随其后，重庆主要传媒的商业广告，“风行申杭”（注：《商务日报》1934年4月1日。）等话语几乎是“现代”、“摩登”的代名词。这一时期上海男性时髦装束是“头戴铜盆帽（礼帽），手拿司的克（手杖），眼戴金丝眼镜，蓄西式小胡子，口叼雪茄，挟一皮包，西装革履”（注：前引忻平书，第365页。）； 而同时期的重庆《商务日报》漫画中的时髦男女形象也已十分接近。重庆的中产阶层，如编辑、律师等城市白领群体更是对上海摩登亦步亦趋，休闲消费的去向往往是咖啡馆、西餐馆等处，“着花毛呢单衫，鼻驾克罗米眼镜”（注：刘残音编《重庆通信箱汇刊》第1 集，重庆《商务日报》编辑出版，1937年11月，第79页。），成为这一阶层的服饰象征；他们追逐上海摩登的行为既影响着整个市民社会，也展示了重庆人对现代模式认识的心路轨迹。
    （三）对重庆的冲击力远远大于条约体系中的“西方冲击”。当沿海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现代性，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中心”时，深处内陆的重庆，现代化启动极缓，成为保留太多传统性的远离“中心”的“边缘”。在这个沿海--内陆城市现代性的“二元结构”中，“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不仅异常显著，而且“中心”对“边缘”辐射力远远大于“西方的冲击”。沿海条约体系与内陆开埠口岸现代化的巨大差异在于现代性要素冲击源的差异。尽管同属条约口岸体系，“上海模式”对重庆的拉力远远大于西方冲击，显示出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二元结构”模式自身的超强稳定性结构取向，和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浪潮由“沿海”而“内陆”层次递进的特殊性。换句话说，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区域上的不平衡，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体系内部的不平衡，由此造成了“上海模式”成为低度发展城市的重要参照系。就外力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作用看，一方面内陆城市所受外来现代性要素的冲击力有逐步弱化的迹象；另一方面沿海开埠口岸的示范作用有取代西方冲击的态势，加之拥有中华同源文化的凝聚“拉力”，其对内陆城市的冲击效应远远大于“西方文明”的直接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