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对熙丰绍圣及至政宣的王安石-脉持痛贬的立场，所以说：
    （章）惇作相，专务报复，首起朋党之祸。（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
    此说似难尽吻实情。宋代自太祖开国即力戒朋党，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符之贬徙岭表就是因为太宗“恶其朋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07页。）。宋代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注：叶梦得：《避署漫抄》，转引自《宋人佚事汇编》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7-8页。宋代对士人之处罚比之前朝后代可谓甚轻。方孝孺式的灭族之事自然未及一见，诛杀文臣以至士人，亦为极端之罕例。士人之至冤者乃为陈东，但高宗不能不旋即“悔过”。陈东死后，高宗屡屡表示“朕甚痛之”，“深悔过之”，直到绍兴四年（1134）还说：“八年于兹，一食三叹。”（《少阳集》卷六《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集部第75册，第330页）。又，胡铨上书“请诛秦桧以谢天下”高宗震怒，欲杀铨。“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秦桧》，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可见高宗对陈东之冤死有特殊敏感。从正面之赏和反面之罚之积极消极两个方面而言，宋代实为我国士人生存环境最好的时期。）的祖宗家法，言禁宽松，至仁宗后朋党已为朝政的寻常风景。景祐（1034-1038年）时范仲淹被黜知饶州，措手相援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以朋党坐贬。王安石以顺昌逆亡的态度待异同，“朋党之祸”可谓已起（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谓：“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9页）司马光与王安石虽为政治敌手，但司马光此说确为实情。）。元祐更化，“君子党”当道，但朋党之祸并未止息。所以章惇兴祸并非“首起”，其过只在“专务报复”而使党祸“于今为烈”。
    宋代的朋党问题从太宗朝一直到宋亡，时起时伏，本篇考察的范围仅限于哲宗元祐年间，理由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一时期朋党的倾轧特别激烈，而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所谓“君子”党得道的时期，而“君子”党也以同样手段处“小人”，以至于“君子”间相互攻讦与小人无异，所以朋党的特点，尤其是朋党的危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充分。
    车盖亭诗祸和对不同政见者的严厉贬斥
    熙宁对不主新法者一概罢斥，至有元祐之反动。但元祐得势之旧党，亦乏容纳之襟怀，在废新复旧的同时，对新党同样还以颜色，一概排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枢密使章祐、提举市易司吕嘉问等悉遭重贬。梁焘又开出所谓王安石与蔡确“亲党”的名单，王安石亲党计有蔡确、章祐、吕惠卿、章祐、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蔡确党计有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尚书右仆射范纯仁以为“确无党”，尚书左仆射吕大防以为“确曾有党在朝”，尚书右丞刘挚也说“确曾有党在朝”（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辛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16页。）。
    当时朝廷正发生着一场大争论。起因是由蔡确的一首“怨诗”引起的。蔡确被贬地方后，游车盖亭，赋诗十章。时知军吴处厚与蔡确有旧怨，笺注奏上，说诗中多涉谤讪。尤其是其中“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一句，被解为以唐武后事隐射高太后（注：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概括其事，曰：“郝处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逊位天后，处俊上书谏，此事正在上元三年。今皇太后垂帘，遵用章献明肃故事，确指武后以比太后。”引自《宋诗纪事》卷二十二《蔡确·夏日登车盖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549页。吴处厚原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4004-4006页。奏后注谓据王岩叟记上于四月五日。）。
    此事一出，“清议沸腾，一日之间，传满都下”。左谏议大夫梁焘说当年神宗因为太子年幼而请太后垂帘，“确备位宰相，亲见本末”，今天再说这样的话，就是“包藏祸心”，要求“依法施行，以快忠义之心，以为奸凶之戒”。右正言刘安世也要求“早正典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06-4007页。奏后注谓，刘安世分别于七日与十日两次上书。）。
    因为此事成立，便是不赦的大罪（刘安世奏便谓该当“大不敬”），进出之间差别巨大。也是因为此事颇有待发之覆，比如对诗意所诂是否确当，吴处厚是否公报私仇，所以在穷治的喧嚷中，也不乏慎重的议论。当时知杭州的苏轼，曾因诗被锻炼成狱（“乌台诗案”），他的上书便极具苦心。他说：
    若深罪之，则议者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怨谤之言，亦于仁政不为不累。臣欲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吾之不德，常欲闻谤以自儆。今若罪确，何以来天下异同之言。矧确尝为辅臣，当知天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牖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注：《苏轼文集》卷二十九《论行遣蔡确孔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8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