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程颐任说书稍后的九月为翰林学士。据说神宗深赏苏轼的文章，叹为奇才，只是未及进用。苏轼在翰林，也常常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但苏轼与程颐理念、趣味颇不同。如苏轼以程颐在经筵所用古礼，就批评说是不近人情。不仅“深疾之”，而且“每加玩侮”。会司马光死，百官正有庆礼，结束后准备前往吊唁。程颐援旧礼反对，说：“‘方行吉礼，不可吊丧。’子由不从，曰：‘只有哭则不歌，何尝有歌则不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元祐元年九月壬戌引吕大吕《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册，第3819页。同书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不作苏辙，而作“坐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3页。）“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3页。）据说这就是洛蜀两党交恶的导火线。从此两党视同仇雠，你来我往，攻讦不已。
    不久洛党就等来了一个发难的机会。学士院试馆职由苏轼出题，其中有这样二句：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于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合名实，至于文学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注：《苏轼文集》卷七《试馆职策问三首·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10页。）
    程颐门人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贾易等立即劾苏轼谤讪。朱光庭说：“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圣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要求“正考试官之罪”。书上后，下诏“放罪”，没有追究苏轼。朱光庭复再上书，除力言“轼罪不当放”，还说出了他劾苏轼的背后理由：“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1页。）
    苏轼因此上书自辩，说他在策问中所说“媮”与“刻”，“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与二帝毫不相干。至于引及文、宣，不过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策问原有三首，一、二两首为邓温伯所拟，苏轼拟的是第三首，而第三首是经进呈后才选中的！因此苏轼说：“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既经“圣鉴”，还能有误么？话说到这一步，已出了道理的范围，但有“御笔点用”在前，确也不易入苏轼于罪。所以又“诏追回放罪指挥”。并说可将苏轼“召至都堂说谕，不须更有弹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1页。）。
    对此，朔党的王岩叟等人大不以为然，王岩叟上书说：
    今复闻续有指挥，追回放罪敕旨，物论疑骇，不审陛下知其意不可恕，而遂欲正典刑以示天下耶？反以无过而收已行之命耶？欲正典刑则善矣，反以为无过而收之则未安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2页。）
    王岩叟对苏轼的自辩更是严词批驳，他认为这种题目藏意很深，“泛读一过，安能遽晓？”所以“禁中点出，于陛下未为有失”。但如果“判然知之，而不正其罪，则失在陛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2页。）。
    事至如此，不论朝廷如何为苏轼开脱，“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却是谁也不便反驳的有力理由。苏轼有此软档，必只能处于下风。所以蜀党的殿中侍御使吕陶上书，并不多辨苏轼的策题，而将笔墨集中于指责朱光庭的公报私仇。吕陶说：“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3页。）
    从当时整个情况看，“言者多与程颐善”，而宰执则较倾向苏轼。所以右司谏贾易在批驳吕陶时又“语侵（文）彦博及范纯仁”，以为“吕陶党助轼兄弟，文彦博实主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页。）。贾易的态度触怒太后，因被罢知怀州。程颐也同时被罢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被罢经筵，是由于御史中丞胡宗愈等上书“深斥颐短”，但关键则是左谏议大夫孔文仲的一篇上奏。这篇上奏的中心是说程颐是个“人品纤汙，天资巧”的小人。这篇上奏的说服力，主要是孔文仲和程颐的具体交往。孔文仲说：程颐“偏谒贵臣，历造台谏”，四处钻营，“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鼓腾利口，间谍群臣”，孔文仲以为决不能让“如颐者秽滓班列，变乱白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3820页。）。
    苏轼稍后也因受攻击，自请出知杭州。后苏轼召回为翰林承旨，贾易亦召回为侍御使，贾易复劾苏轼“诽怨先帝，无人臣礼”（注：《宋史》卷三五五《贾易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册，第11175页。）。太后不满，贾易再被罢知宣州，苏轼亦因宰相吕大防请两罢，而出知颍州。
    不仅洛蜀两党势同水火，其时“党见”已弥漫于朝野。不论朔党的刘挚等人，还是号称“不植党朋”（注：《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843页。）的吕大防、“不立党”（注：《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的范祖禹等人，都已无所逃于“党见”的天地之间，先后被以各种“理由”罢职窜逐（吕大防、范祖禹等都死于贬所）。时人感叹道：
    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注：《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