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罪蔡确不是为了蔡确，而是为了显示二圣的“仁孝之道”。不论苏轼是否相信蔡确有罪，这样迂回的表述本身，说明苏轼已深感挽回此事的艰难。中书舍人彭汝砺上书前“夙夜反覆顾虑，至废寝忘食求于义理”。他在上书中说：“今缘小人之告讦，遂听而是之，又从而行之，其源一开，恐不可塞。”“确罪戾著于朝廷者众，苟欲废夺，理无不可，何必用处厚言哉？”（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08页。据奏后注谓为四月十三日上。）以后他多次上书，都强调“小人告讦”，在当时不主罪蔡确者中态度可谓最为鲜明。可见他研判蔡确诗（所谓“反覆顾虑”，“求于义理”）的结果是并不相信蔡确诗意含悖逆。即便如此，他在上书中仍不得不作出前提性的表态：“蔡确言所非宜，固自有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庚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0页。）
    当时最活跃的是梁焘和刘安世。不仅频繁上书，而且调子极高，必欲置蔡确和“确党”于死地而后快。针对彭汝砺说的小人告讦，刘安世说：“夫告讦不可长则是矣，至于睥睨君亲，包藏祸心者，乃为可长乎？”梁焘的话和他如出一辙：“如为告讦之风犹不可长，则如确悖逆者其可长乎？告讦之长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长至于危乱天下。”他们把不同政见者一概斥之为“非出于畏忌，即是牵于朋党”，说现在是“忠于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为正论之人”（梁焘奏）。梁焘和刘安世以忠正自比，四面出击，不仅像彭汝砺那样的持异议者，即使缄默不言，也难逃他们的锋芒。御史台最初没有上言。他们即说：“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一言，挟邪不忠，党恶无惮，未见如此之甚者。”（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甲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10页。）（梁焘、刘安世等合奏）以后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表示并不赞成以诗治蔡确之罪，当然就更不能为他们所容。
    在一片扰攘中，事主蔡确有一篇自辩，其中这样说：
    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旧亭，名为车盖，下瞰涢溪，对白兆山。公事罢后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诗数首。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时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其辞浅近，读便可晓。不谓臣僚却于诗外多方笺释，横见诬罔，谓有微意。如此则凡人开口落笔，虽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戊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17页。）
    书中对所谓隐射高太后事辩之尤详，说明两事“绝不相类”。从当时的处境看，蔡确心怀怨望并不奇怪，他既以诗的形式抒发“微意”，也完全可以做到讲“时事”而不及时事。但如果以“多方笺释”来确定“微意”，则“微意”的客观界限将不能维持--“凡人开口落笔”不再能有避免陷入“微意”的形式保障。不论蔡确在诗中有没有“微意”，他的疑问确有道理。可当时的气氛一如王安石时代，异己已不能为世所容。这对蔡确而言，也许只是没有钻过一个空子，但对后世而言，而开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恶例。
    当讨论蔡确的处置时，范纯仁说：“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范存仁不同意重罚蔡确，不过话说得很迂曲：
    陛下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今以一蔡确之故，烦朝廷行希阔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见，必生疑骇。复恐贻之将来，垂之史策，薄有疑义，则于圣德神功，深为可惜。（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丙戌、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6页。）
    吕大防、刘挚以为蔡确当重贬，但因其母老，可以不往岭峤。高太后决定贬蔡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并不容置疑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丙戌、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8页。）这是最严厉的安排（注：太宗时“卢多逊之流崖州也，（李）符白赵普：‘朱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逊处之。’普不答，于是即以符知春州，岁余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07页。）符之死未必因为春州之瘴气，但此段记载可见，春州在宋人意识中早已被视为了畏途。）。范纯仁与尚书左丞王存“留身帘前，合力固争”（注：《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元祐四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83页。），想有所挽救，但太后的主意已断然不能改变。范纯仁出宫后对吕大防说：“此路荆棘近七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亦不免耳！”（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8页。）范纯仁的话不幸而言中。以后他和刘挚都被贬往岭南，吕大防亦死于徙贬的途中。
    范纯仁的努力对救助蔡确没有起到作用，一是因为高太后的态度之决然，也是因为范纯仁自己已陷入了朋党的指责。刘安世等在侦得范纯仁态度后，即将当时不主张严治蔡确的主要人物指为一党，而范纯仁被作为其党的主角。刘安世曾于进对时专谈此事，次日复又上书，称：
    臣伏见彭汝砺与曾肇同为中书舍人，公然结党，范纯仁既是本省官长，日得亲见，朝廷密命，无不关与。而又汝砺亲弟汝霖，取李常之侄女，庙堂之论，悉使传报。故御史台表里通同，殊无公道。窥视执政之意，旋立议论。纯仁所议，虽违法害义，无敢纠驳。稍异己者，则必承望风旨，连章绳治，皆有实迹，未敢尽举。姑以蔡确之事，试为陛下陈之。向者吴处厚缴进确诗，其徒大惧，巧言救解，情态万状。纯仁备位宰相，见确无礼于君亲，不以疾恶为心，乃喻汝砺及曾肇，以谓“告讦之风不可长”。汝砺等既闻其语，即时传报李常，是以御史台依违观望，不复按劾。（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庚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1-4022页。）
    书中还多有对范纯仁之“党”“朋奸罔上”的指责。若君上不执于一偏，这样的指责至多只可备疑。因为范纯仁、李常、彭汝砺在熙丰时都曾遭贬抑，与蔡确并非一路；再说蔡确戴罪出贬，早已出局，“营救蔡确”（上引奏中语）只能沽祸，而不能得利，是故全无必要。范、李、彭等之所以“巧言解救”、“不以疾恶为心”，实在是因为此事于理还多有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