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朋”的不能两立
    五百余年后明代宰相叶向高对元祐以后的历史有一个概括：
    自元祐诸君子用事，尽改熙丰之法，一激而为绍圣，则小人胜，反而为元符，则君子小胜，又激而为崇宁，则小人大胜。当其胜，必尽去其人，尽反其行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纪纲，法度，国家，所以治乱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见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祸哉！（注：《苍霞草》卷一《宋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1册，第147-148页。）
    “纪纲、法度、国家”难经所谓“尽去”“尽反”的大“播弄”大“翻覆”，洵为至理。是故叶向高将“靖康之祸”溯自“元祐诸君子用事”，确非无据。
    政争，在其上游者，本之于理念，入其下流者，出自于义气。此为历朝历代所不能免之事。元祐之为后人深惜者，在于洛蜀朔诸党及党外人士，皆有“君子”之美名。君子而久居“党见”的氛围，衡世论人，亦不免坠入义气。如被苏轼称为有大德的张方平，司马光称之为奸邪。被洛党中人奉若圣明的程颐，苏轼则谓之为奸邪，孔文仲则更谓：“颐人品纤汙，天资巧”。同样，苏轼被贾易指为“怀险艅，覆邦家”的“姦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己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332页。），苏辙则被称为“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己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331页。）。如此，则相互攻讦与“小人”无异。宋初以来养育出的至范仲淹达到至纯（先忧后乐）的士大夫正气，至元祐为“党见”所消蚀，以后“蔡京擅国”，群奸得道，端正之士悉遭贬斥，北宋历史进入最黑暗时期，元祐诸君子岂能尽辞其咎耶？！
    庆历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有一段名言：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注：《欧阳修全集》《欧阳居士集》卷十七，中国书店1986年版，上册，第124-125页。）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元祐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教训：既然结党，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君子以同道为朋”，奢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