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太后决意已坚，此类指责，加上范纯仁的立场，终于使范纯仁遭到了贬黜（知颖昌府）。和他同向太后力争的王存被罢知蔡州（太后说：“王存殊无执守。”（注：《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元祐四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84页。）衔恨很深）。王存等是六月出贬的，五月中丞李常等已被罢职。李常因主张“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注：《宋史》卷三四四《李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931页。）。被贬知邓州。中书舍人彭汝砺因为连续上书，又以“罗织”（注：《宋史》卷三四六《彭汝砺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975页。）的理由封还词头，被贬知徐州。侍御使盛陶则因为主张“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长告讦之风”（注：《宋史》卷三四七《盛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1006页。）。贬知汝州。此外，曾肇、翟思、赵挺之、王彭年等都坐不举劾而罢去。
    由车盖亭诗兴起如此大狱，高太后起了关键作用，但党同伐异的风气也有很大的责任。司马光等旧党人物重掌大权，没有汲取熙丰时的惨痛教训，缺乏容人之量，刻薄之气相激相荡，终使睚眦之隙亦成千钧之仇，为以后更严厉地清算不同政见者埋下了伏笔。
    “洛蜀党议”
    元祐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祐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谓：“当时有洛党、川党、蜀党之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六《名臣》下《元祐三党》“川党”作“蜀党”。（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玉海》附录，第114页上。）。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注：《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册，第3617页。）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453页。）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
    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注：《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册，第1210页。）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出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程正叔不欲为闲言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注：何遠：《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程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苏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洛阳议论》，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10页。）（司马光在元祐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页。）。
    程颐在治平、元丰间，屡为大臣所荐，皆不起。神宗殁后，司马光、吕公著又力荐，这样程颐才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出任为崇政殿说书。他一上任即上疏，要哲宗“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熏染成性”（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一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37页。）。程颐自期极高，曾说“虽使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注：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后劾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页。因此语为程颐对哲宗所言，无法诬指，必有其事。孔文仲在此奏中所说，颇可见程颐在经筵情况，如“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等等。）。每次进讲，都十分严肃，不遗余力地灌输大义。有一次哲宗偶折柳枝，他敛容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附录朱熹《伊川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42页。）据说哲宗看到这位严师是有些畏惧的。程颐以为：“人君惟道德亦高则亦尊”（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58页。）；而要提高人君的道德，就要重视经筵讲席，在程颐的眼里，“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三札子》贴黄，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40页。）。经筵地位既然如此重要，经筵本身就要有相应的尊严。所以程颐以太祖、真宗时讲官坐讲的故事，要求在崇政殿坐讲，“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所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三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