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东北易职仅从原则上确立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执政地位。蒋介石当然不能满足于此，而是要尽快在东北建立健全蒋记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借此加强对东北的渗透、控制。张学良则要在南京政府统一之名下，尽可能保持东北的独立性。双方围绕着什么时间建党和如何建党、由谁来建党等问题展开明争暗斗。对此，史学界未有论及，本文试对此作一粗浅评述，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教正。
    一
    在东北迅速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可谓蒋介石集团对东北渗透、控制堂而皇之的手段。早在东北易职谈判时，双方已初步达成协议。当时，张学良以“奉方人民未经训练”为由，提出“暂缓党部组织，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注：（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215页。）。蒋介石“毫无犹疑， 完全准办”（注：《国闻周报》第五卷，第29期。）。然而，蒋介石的承诺经不住时间的考验，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各地刚刚升起，蒋介石就迫不急待地开始了在东北各地建立国民党组织的活动。一方面以考察、指导、协办、帮办、督办等种种名义多次派要员赴东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政要周震麟、刘光、方本仁、张群、吴铁城、张继等都曾为建党问题先后来东北，有的还不止一次。另一方面函电、指令等如雪片一般不断飞向东北，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以期从速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1929 年1月3日，既东北易职的第五天，蒋介石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周震麟、 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等到沈阳，与张学良接洽组党问题（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6日。）。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沈鸿烈、何成浚、何应钦、方本仁、宁梦岩、王用宾、黄一欧、张宗海、周震麟等九人为东北党务指导委员，指示即日着手进行（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11日。）。1月30日，南京致电东北当局从速进行建党工作。31日， 派褚民谊、张群、何玉书等数人来沈指导党务。2月，方本仁来沈。4月以后又多次电达东北当局催促建党。6月， 国民党中央派来办党人员20 名在沈阳中央饭店组织临时办公处，从事建党工作。7月， 吴铁城到东北视察党务。同月，南京竟向东北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令，谓：“当此训政时期，党务进行必须彻底，无论何处， 省党部均须于7月内成立， 县党部亦须于9月内一律成立，并须将成立情形具报备查。 ”（注：《盛京时报》，1930年7月15日。）8月，张继东来也携有办党使命。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吴葆丰等来辽调查党务。12月，吴铁城再次来东北。中原大战后，为从速建党，吴铁城、方本仁又多次到东北。蒋介石利用一切机会催促张学良东北当局。1930年5月， 辽宁省教育厅长吴家象在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期间，蒋介石嘱其“注重东北党务教育，速即发展，以重党政”（注：《盛京时报》，1929年5月9日。）。反映出蒋介石的急不可耐。
    既要从速建党，又要牢牢掌握建党大权，确保所建党组织为我所用，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打出所谓“民办”的建党原则的招牌，1929年1月26日，南京电示东北， 谓：“施行党治为国民政府采取之救国方针，在此方针下办党者，可以兼官，但组党初决计不可由现任官吏办党。”（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 ）因为“以官吏组党为党义所无”，而应“由纯粹平民组织之”（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6日。）。随后， 方本仁也公开表示：“组党之事关系治国根本大计……党系负有指导官吏性质的，故办党最好不出官吏之手，以昭慎重。”（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30日。 ）实际上这是在漂亮的言辞掩盖下与东北集团争夺建党领导权。易帜之初，张学良曾明令由原省议会组织省党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坚决反对，决定在“奉吉黑热四省，各设一党务指导委员会，于此四会之外，再设一东北党务总机关”（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 随后任命的9名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中，仅沈鸿烈一人属东北集团。 其后又任命了东北各省党务指导委员20人，张学良“保荐本省官吏士绅共七名”，“竟一未照准”（注：《盛京时报》，1929年2月19日。）。 由于张学良的坚决反对，南京将这20人“一律撤回”（注：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页。），又重新任命了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29名， 虽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东北政要列入，但国民党中央方面仍占大多数，东北依然反对。以后国民党中央又多次改派，直至1931年3月， 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最终成立。
    二
    面对蒋介石的急办、“民办”，张学良则以缓办、“官办”相对抗。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是强加给张学良一个“婆婆”，这是对东北当局的一个严重威胁，张学良虽无法公开反对，但却态度消极、百般拖延。1929年1月10日， 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因共党时时将黑白混淆，故对党务，不得不慎重从事，且目下党纪太坏，每有人利用党的活动，以压迫小民。”（注：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 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3月，蒋桂战争爆发，东北趁此提出：“桂系完全肃清，时局底定后，东北党务再实行着手。”（注：《盛京时报》，1929年4月27日。）随后，中东路事件发生， 东北又要求“暂将东北党务中止进行，以免乱徒乘隙摇动，危及治安”（注：《盛京时报》，1929年8月23日。）。中原大战期间， 张学良东北当局更将党务“暂趋停顿”（注：《东北年鉴》，1931年。），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派来东北接洽党务的人员也态度冷淡，甚至不予理睬。如刘不同曾数次来沈，要求见张学良，结果均被拒绝。
    一方面拖延，另一方面公开提出“官办”主张，与南京争夺建党领导权。易帜后东北便以慎重为由，向南京提出：“各级党部由官来组织之。”（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6日。）其后， 始终坚持其主张，直到中原大战后仍要求“由地方文武官长兼任指委”（注：《盛京时报》，1930年12月11日。）。事实上早在易帜前东北当局就力图掌握东北建党权，1928年12月28日，东北当局仔细研究后决定：“明日同时成立党务筹备处，以资抵制”南京（注：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8，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第5页。 ）。“所有东北党务指导筹备事宜均由该处妥慎办理，指导委员亦由该处向中央接洽任命。”（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1日。）同时发出训令，指出：“在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人员未经中央明令发表以先，各地方如有自由组党情事发生，应予禁止。”（注：《奉天公报》，1928年12月30日，第6004号，存辽宁省档案馆，第201号。 ）易帜的当天再次发出布告，谓：“关于各党部组织进行应由筹备处与中央接洽，将三省指导委员会人员正式委任宣布成立，然后以次成立省党部，再以次成立市县党部，区各党部，此中程序分明，不容紊乱，凡未经筹备处接洽妥协正式通知，无论何人暨假用何种名义私行组党者均应严予禁止。”（注：《奉天公报》，1928年12月31日，第6006号，存辽宁省档案馆，第201号。）易帜后，东北即决定“就省议会组织省党部， 议员任指导委员”（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5日。），由于南京的反对而取消，但又提出中央任命党务指导委员，“须经东北同意再为发表”（注：《盛京时报》，1929年2月1日。），“对南京任命的各省党务指导委员20人，东北当局不予承认，要求重新任命，在随后南京任命的29人中，东北又剔除了5人，即杨致焕、马亮、韩清沦、单成议、 刘不同（注：《东北党务工作辑要》，（台）《东北文献》，第17卷，第1期， 第24页。），这样，使南京四次更改党务指导委员，最后，在由谁建党的问题上东北当局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意味着什么，蒋张心照不宣，双方既针锋相对，又相互妥协，历时2年零4个月，终以南京方面做出较大妥协，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党部得以建立。1931年3月26日， 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张学良、朱光沐、彭济群、邢士廉、康明震、汤国桢、李绍沅为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张作相、熙洽、韩介生、林常胜、石九龄、顾耕野、陈士赢为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万福麟、王秉钧、王宪章、吕醒夫、吴焕章、杨梦周、潘景武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汤玉麟、李元箸、于明洲、谭文彬、张骧涛、卞宗孟、盖允恭为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张景惠、徐箴、周天放、臧启芳、邹尚友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在整理党务期间，代行执行委员会职权，其任务如下：“甲，办理全省党员总考查，及总训练等事宜。乙，选派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及各独立区党务指导委员。丙，筹开全省代表大会，及成立正式省党部。”（注：《东北年鉴》，1931年。）可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是建立各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在上述各指导委员中，东北和南京的委员数额虽相差无几，但东北集团把持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权，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分任辽、吉、黑、热、哈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集团终将东北的建党领导权夺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