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始端，拉开了我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帷幕。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已经22年了，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迄今为止的所有改革成果和社会进步都与它有关。以往人们论及这场运动时，大多是从它的历史意义方面去评价，本文试从它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改革开放的影响的角度来谈点认识。
    一、运动的文化变革的特点
    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以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为前导的，这种变革往往是通过否定性转化或继承性转化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前者主要表现为：转化有着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即动摇和怀疑原有政治文化价值，批判和否定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一种新质政治文化作为思想武器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后者主要表现为：转化不是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的，而是把新质文化与旧质文化中健康的有生机的质素相衔接，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再生。从历史上的中外思想解放运动来看，一般采取前者变式的居多，如我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即是如此。当时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下，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高喊“西学批判中学”的口号，力主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启蒙中国人的心智，呼唤中国人的人格意识，并以此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努力把国民从以孔子旧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缚轭中解脱出来，实现中华文化的重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没能够在中国社会里站住脚。于是，“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在运动前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后期转而开始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作为思想武器来继续改制中国文化和改造中国社会。由此可见，不论是“五四”前期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文精神为思想解放的武器，还是后期用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思想解放的武器，这都是运动的倡导者们试图用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以期达到中国社会进步的目的，表现出了文化变革上的否定性特点。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于上者。它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并不是去寻求政治文化的异质否定性转化，而是试图对现有政治文化进行同质的创造性转化，即对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在吸纳世界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性的扬弃、继承和发展。
    “五四”后期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与中国革命和中华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此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一直被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来接受和认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支柱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历22年，即使是在“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对此也未曾有过怀疑或否定，而是一直加以坚持，运动始终高举的旗帜是“要以准确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高喊的口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显然，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人民在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本身没有错，因为他们具有真理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问题是我们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为：（1 ）我们是在封建主义影响远未清除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又是在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联姻中开辟它的补养基地的，因此，那些传统的、本属于封建的东西常常会改头换面，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充斥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曲解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原，严重损害其真理性。（2）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 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在后期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教条主义的惯性思维禁锢了我们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发展性，以一种既成的、僵化的、过时的模式去“照抄照搬照转”，严重室息了它的生命力。（3 ）毛泽东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来建构他的理论的，遗憾的是他在晚年恰恰背离了这一点，使得唯心主义的东西影响了它的科学性。这种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和僵化理解已经日益成为中国人外在的、人为的精神枷锁，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上而下地开始了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文化变革上并不是去丢掉“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仍然强调坚持，这种坚持即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要求人们去重新认识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真正涵义（包括对毛泽东晚年一些错误理论的认识），掌握其准确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从教条和僵化中走出来，立足于现实，放眼于世界，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达成的这一共识，就成为了当代思想解放运动22年来始终一贯的宗旨，它明显表现出了文化变革上的继承性大于否定性的特点。
    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政治文化变革的否定性特点是一种革命主义的话，那么，当代思想解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政治文化变革的继承性大于否定性的特点则是一种改良主义，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理性的。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要以彻底否定传统为代价，“全盘西化”绝不可能充当中国人的意义资源。“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前期曾试图用西学否定中学，但是“这种‘半截子西化’和‘全盘性反传统’所难以避免的意义危机，则是新文化运动最深刻的内在困境。……除了启蒙宣传外，亦并无实际运作的可能性。”[2]究其根本原因：“陈（独秀）的理论错误， 在于把传统视为一个无生命力和铁板一块的僵死历史遗存，据此而把中国现代化归为一个移植西方现代性而摧破中国传统的简单的‘西化’过程”。[3] 运动后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政治文化的尝试一开始也因为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在思想战线上一再引发各种形式的文化论战而备尝艰难，后来这种与中国传统有着某种天然亲和力的政治文化“系经历了中国革命者与人民大众的长期深刻的加工、改制。中国人不仅对上述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也根据本国国情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杂揉其中，于是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4] 从“五四”前后期文化变革的实践效果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么个真理：一种政治文化在其长时期里形成的传统，早已渗透到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里，成为人民安身立命之本。故此，要想改造它，仅用革命转化方式是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的，若能植根于传统，而又接纳现代文明来改良转化，倒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方式。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变革上的继承性大于否定性的特点即体现为一种理性工具，它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特点相适应，对改革开放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既坚持住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核，又结合西方现代文明对其进行了科学整理和时代刷新，很好地处理了文化变革上的延续性和变异性的双重关系，使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保持”与“更新”相统一的基础上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既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又为改革开放自始至终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其次，由于没有造成对原有政治文化的认同危机，且对西方的东西只是一种适度的接受，因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为“西化冲击”而产生的那些所谓“精神焦躁”、“认知失衡”和“信仰迷失”等社会心理现象对改革造成的影响，为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变革由于其方式特点的影响所带来的某些实用性和功利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