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则是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对宋代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一探讨。
    一、可耕土地的彻底垦辟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耕地面积的扩大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经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开发虽有了长足进步，但直到北宋景祐年间，张方平出宰昆山时，太湖流域还是“地旷人希，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表明这里的农田垦拓还是大有潜力的（注：王巩：《张文定公行状》，见张方平《乐全集》附载。）。北宋和平时期迁入当地的移民虽有记载，却未成规模。靖康南渡，镇江、常州、无锡、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线，也是大批移民落脚定居的首选之地，以至随处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业之民”。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69之49。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表9-1，图10-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大量移民涌入，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人口剧增而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耕地的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为农业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
    总的说来，直到北宋后期太湖流域在耕地上仍未见明显压力。宣和元年（1119），农田所还将浙西的“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招人请佃（注：《宋会要》食货63之195。）。当地对耕地进行全面彻底垦辟是在南渡以后。南宋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注：《宋会要》食货6之29。）。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争地，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到绍熙时，吴中已“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张方平所见景象已不复存在；连湖州偏僻山间，绍兴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注：《吴郡志》卷2《风俗》；《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总之，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西路是宋代垦田最盛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注：《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五·历代田赋之制》。）。
    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太湖流域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不少新的耕田名称始见于史籍。
    其一，沙田。《正德姑苏志》卷15《田地》说是“民自经理江湖沙涨地为田”。王祯在《农书·农器图谱集·田制门》里也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周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普为塍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于他田”。沙田涨没不定，无法精确测量步亩，享受免征或少征租税的政策优待。这种耕作和政策上的双重优越性，确令农民提高了垦殖的积极性。据《琴川志》卷6《版籍》，在常熟县总耕地数232万多亩中，沙田为4964亩，占2‰，这一比例或可作为当地沙田在耕地数中占有率的参数。
    其二，塘涂田，亦名滩涂田、塘田、涂田。上引《农书》说：濒海之地，“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指沿海滩涂田。此外大河之侧、水汇之地和陂泽之曲，“凡潢污泗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汙滩，亦可种艺”。《琴川志·版籍》记常熟县有塘涂田362亩、塘涂地457亩，应属后者。
    其三，围田、湖田。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例如宜兴即“县多湖田”（注：《成化重修毗陵志》卷11《职官三·历代宦绩》。）。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混称。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宋代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这些圩田显然是由湖田围田改造而成的；而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绍兴年间，太湖“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盖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坝田也是围田和湖田的别称（注：《嘉靖江阴县志》卷3《山川》；《宋会要》食货6之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庚戌。）。围田或湖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向水争田增加了可耕土地，据《琴川志·版籍》，理宗时常熟有围田54016亩，约占全县总耕地数的241982亩的22%；另一方面毫无节制地围水造田，使河湖水面急遽减少，破坏了生态平衡，恶化了农田水利的环境。
    其四，葑田。北宋蔡宽夫指出：“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因为葑田是浮动的，苏州遂有投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的轶事，范成大诗也说“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7《林和靖》；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下凡引此组诗，不再出注）。）。上引王祯《农书》名之为架田，称其“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大体说来，蔡氏所说葑田，最初是自然生成的，当地农民受其启发，有意“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故谓之架田。葑田不愧是江南水乡人民在与水争田过程中的出色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