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相继恢复了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加上技术更新导致白银产量大量增加，世界上出现了金（价）涨银（价）落的现象（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中村哲夫《民国金涨银落问题》，《民国研究》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当时的中国金融界曾广泛讨论这一问题，见《金贵银贱问题之讨论》1集， 华通书局，1930年。）。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 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注：协定全文及中国的保留意见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2-114页。）。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
    为了推行其摆脱经济大危机的新政，美国罗斯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国会内来自西部产银州的议员集团。这些白银派议员借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政治讹诈”，提出了旨在提高银价的《1934年购银法》，以增加其所在州的经济利益（注：Schlesinger,Arthur M.,Jr.,The Age of Roosevelt:Vol.Ⅱ， TheComingoftheNewDeal,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p.251.）。 《购银法》所造成的国际银价飞涨给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注：白银外流的数量及影响可参见阿瑟·扬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28- 231 、243-247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55-158页。）。 而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中国下决心加速推行其酝酿已久的币制改革计划，放弃银本位，建立起现代的、容易管理的货币制度。在稳定货币以及走向币制改革的努力中，积弱的中国不得不寻求列强的支持。于是，由美国内政造成的白银问题在演变为中国的财政危机之后，又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进行了一场暗中较量。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白银交涉集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诸问题于一体，最典型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注：国外最为详细的研究是美国学者迈克尔·罗素所著《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一书（郑会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书是一篇未在美国出版过的博士论文，主要利用美国档案，探讨美国白银政策的来龙去脉，美国国内政治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复旦大学汪熙教授在《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1934-1937）》长篇论文中（载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28-74页），着重分析了在30年代中期日本侵华的东亚国际关系背景下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损害。郑会欣博士在《〈中美白银协定〉述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280-294页），具体研究了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的产生和影响。吴景平博士在《美国与中国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6期），深入探讨了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态度转变的具体过程。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没能充分利用中美白银外交中中方的主要机构中央银行的档案。这批中央银行的英文档案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翻译、编辑，刊载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 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美双方已公布的档案文献，从外交史和货币史结合的角度，抓住中美双边互动的特征，着重探讨白银外交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美国《1934年购银法》与中国寻求稳定银价的努力
    1934年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 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 1 ／ 4 。 经过罗斯福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的努力， 白银集团议员同意授权财政部长决定“购银的速度，时机和条件”（注：John Blum, FromMorgenthauDairies: Years of Crisis,1928-1938,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187.）。这样，摩根索在执行《购银法》时就有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中国对美国的《购银法》一直非常关注。该法还在美国国会中讨论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罗斯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必将导致世界的银价上涨，其结果是中国国内的白银外流和金融危机（注：罗素前引书，29页。）。但美国政府置中国的抗议于不顾，不惜违背自己在《世界白银协定》中所做的承诺，在8月9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注：扬格前引书，225、239页；Blum,op.cit.,pp.190-191。）。其结果正如中国银行家和经济学者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8月20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 直接向罗斯福呼吁，希望美国能够在今后购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坎宁汉（Cunningham）致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1935年8月20日，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4年3卷， 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50年，440-441页。当时中国银元的成色为71.5%，含银量为0.7555盎司，一银元合 0. 34美元，折算起来每盎司白银＝0.449美元，因此当世界银价超过这个值时，就意味着银元有被熔化成白银出售的危险， 其结果自然是银元的流通量减少。 参见扬格前引书，205、214、522-523页；孔祥熙与施肇基来往电文，1934年12月19、2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4-126页。）。 虽然美国表示愿意就其购银政策与中国防止白银外流的措施相互协调，但回避了正面的承诺（注：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坎宁汉，1935年8月 20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41-442页。）。 既然美国拒绝配合，中国遂在美籍顾问阿瑟·扬格（Arthur Young）的建议下，告诉美方中国正在考虑逐步采取金本位，而美国正在购买白银，因此，美国可否同意用美国的黄金来换取中国的白银。但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表示，金银互换不是政府间的事情，中国应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这种买卖（注：赫尔备忘录，1934年10月2日， 《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42-443、443-445页。）。不过， 摩根索表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中国的中央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委托的美国银行进行售银交易。据此，1934年11月，中国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了1900万盎司白银。美国购买了这批白银后，暂存上海。由于中国政府担心这批白银的外运会加剧金融恐慌，只好从伦敦购买了1700万盎司来垫付。而且，中国一再要求推迟交付时间，结果从1935年1月一直推到7月底，最后分几批运到美国。其中只有200万盎司是在1935年11 月中国币制改革后从中国运出的。因此，这一交易并无多大经济意义，没有赚到什么外汇，主要目的看来是警告美国白银派议员，中国可能要放弃银本位（注：这批白银交易不太为研究者注意，前引汪熙、吴景平、郑会欣文章均未提及这笔交易。扬格前引书，275页及附录15《1934-1941 年中国出售的白银数额》，534-535页；Blum,op.cit.,p.205；施肇基致孔祥熙， 1935年1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0页； 美国国务卿赫尔与美国驻华使馆来往电文，1935年5月15、22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53年，582、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