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及时地把中国的币制改革计划告诉摩根索，施肇基在周末从华盛顿驱车赶到纽约乡下摩根索的别墅。经过连夜的讨论，摩根索提出了具体的从中国购银的计划和条件：（1）从中国购银1亿盎司，在美国船上交货，如果双方满意，可以考虑续购；（2 ）中国售银所得必须全部用于稳定通货；（3）成立由三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 其中两人是美国人；（4）中国售银所得存于纽约的美国银行；（5）由中国确定某种形式的法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注：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3-244 页； 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32页。）。
    由于形势紧迫，中国一方面在11月3日宣布币制改革的法令， 一方面答复美国说，它无法接受摩根索提出的第三和第五项条件，因为中国已宣布法币不与任何外国货币挂钩，并成立了中国银行家组成的货币准备委员会以及包括美英等国银行家在内的咨询委员会。施肇基对摩根索解释道，有了这个咨询委员会以及中方答应通过卜凯向他提供所有有关外汇基金用途的资料，中方实际上已经满足了他提出的第三项条件。摩根索虽然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仍坚持最后一项要求，强调如果法币不与美元挂钩，肯定会与英镑联系，因此，美国“不会投资6500万美元来让你们的货币与英镑相联系”。施肇基称，如果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中国可以考虑美国的要求。摩根索表示美国不愿意单独提供贷款。最后，施肇基请美方提出新的方案供中方考虑。美方的新建议仍然是变相的挂钩，即通过固定法币的含金或含银量来与美元挂钩（注：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6、7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 244 -246页；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1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37-638页。）。
    对摩根索的这一做法，连美国国务院都认为行不通。国务院国际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指出，这种做法毫无益处。首先，一旦中国的货币出事就容易把美国牵扯到中国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当中；其次，可能会把中国推到英国甚至是日本一边；最后，即便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也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抛售它的白银（注：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顾问费斯致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1月5日， 《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33-634页。）。中方对摩根索的无理要求更是不满。 11月8日，孔祥熙明确指出，这种纯财政安排不应受到美国额外的约束。 中国不愿让法币与某种外币挂钩的原因之一是避免外国的反对。孔祥熙诘问道，如果中国同意法币与美元或黄金挂钩，美国是否愿意向日本做出解释？他最后不得不与美国摊牌，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仍可以在市场上抛售白银， 但这对双方都不利”（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6页。）。 尽管摩根索承认中国迫于内外压力无法让法币与美元挂钩，但是他仍然怀疑是英国在唆使中国放弃银本位，接下来英国属下的香港也会这样做。11 月9日，他告诉罗斯福防止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抛售白银的办法是让银价跌落到每盎司0.40美元。罗斯福则担心，银价一旦下跌，就可能很难再上去了，无法向白银派集团交代。于是，他们决定在中国满足美国条件之前先从中国购银2000万盎司来稳住中国，避免它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白银（注：摩根索当时提出购买2500万盎司，罗斯福只同意先购买2000万盎司，可见后者比摩根索还谨慎。参见Blum,op.cit. , pp.213-214。）。
    美国允诺的2000万盎司的购银量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时，11月12日拒绝向中国政府交出白银的日本正金银行突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秘密购进大量美元。包括刚刚售出的2000万盎司的白银收入在内，中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仅存5000万美元。因此迫切要求美国再从中国购银8000万盎司（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7页。）。施肇基在向摩根索转达这一要求时，又有意把这一数字压低到3500万至4000万美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币制改革危在旦夕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急忙给罗斯福打电话，两人商量后，同意把从中国购银的数量从2000万增加到5000万盎司。他还承诺美国将买下中国想要出售的所有白银，条件是中国保证不在伦敦市场上售银（注：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7-248页。第二次购银的价格为每盎司0.656 美元， 中国答应1936年2月11日前交货，协议内容见赫尔致美国驻华大使詹森，1935 年11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41-642页。）。
    美国这次的购银决定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摩根索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新认识。从1935年夏天以来，他一直认为在中国存在着美元、英镑和日元之间的货币战。因此他在反对日本扩张的同时，也对英国的意图表示怀疑。但是，日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使他“对日本侵略的憎恨终于压倒了对于英国的怀疑”（注：扬格前引书，264页。）。 他这时甚至告诉英国驻美国的财政代表，如果英国向中国提供贷款，他将不反对法币与英镑挂钩（注：罗素前引书，151-152页。）。
    中国总算度过了币制改革后的第一道难关。12月初，日本银行再此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10日，中国希望美国再从中国购银1亿盎司， 并表示可以在次年5月1日前交货。如果美国不能收购，中国只好在伦敦抛售（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9页。）。对中国的这一要求，摩根索又犹豫了。他指出，在美国1934年11月购买的1900万盎司白银中，还差200 万盎司尚未从中国运出，而上月所购的5000万盎司订于2月11日前交货， 但至今还未从中国起运。因此，在这些白银交付之前，他不打算考虑续购（注：扬格前引书，269-270页。）。
    实际上，摩根索拒绝考虑续购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决心改变美国的购银政策。12月上旬，摩根索和罗斯福开始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怀疑美国把白银价格人为地维持在每盎司0.65美元的明智性。首先，这会鼓励银本位国家和地区放弃银本位。香港政府已在中国大陆之后放弃了银本位并开始向世界市场抛售，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而这与《购银法》维持高银价的初衷相悖。其次，日本从中国的白银走私中获利巨大，从而加强了它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12月9日， 摩根索在与罗斯福商量之后，下令改变美国在伦敦市场的购银方式，即由美国开价改为卖主开价。白银投机商立即意识到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美国不再支持世界银价，银价遂开始下跌，40天后，银价便从每盎司0.65美元降至0.45美元（注：罗素前引书，156-157页；Blum,op.cit.,pp. 196-199。由于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分裂，到1935年11月， 他们已经无法在国会操纵有关立法的表决，因此，罗斯福不再感到他们是一种政治威胁了。详情见罗素前引书，146、185页。）。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自然不愿出高价从中国购银。
    因此，当中国在1935年底前分别运出应付的200万盎司和4000 万盎司，并表示在1月7日将所剩下的1000万盎司运出，从而满足摩根索最初的要求时，摩根索依然拒绝了中方的售银建议（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9页。）。由于中国的法币准备金主要是白银，因此这时银价下跌贬低了法币准备金的价值，削弱了市场对法币的信心，中国只好再向美国寻求稳定银价（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6年1月21、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50、253-254页。）。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表示希望孔祥熙或宋子文来华盛顿与他直接讨论中美之间的财政问题。尽管国务院仍反对邀请宋子文来访，但摩根索却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决心与中方解决白银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他告诉施肇基：“宋子文的访问是财政部的事，不是外交使命。宋来的越早越好”（注：罗素前引书，159-160页；Blum,op.cit.,pp.218,200。）。
    但是，这次是中方打退堂鼓了。宋子文和孔祥熙都表示在此财政困难之际，无法离华访美。宋子文推荐资深的外交官王正廷赴美。但摩根索更希望中国的代表是一位财政专家而不是政客或外交官。由于摩根索的助手劳海（Archie Lockhead）原在纽约化学银行工作， 与中国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业务往来，对陈光甫的人品和能力均很尊重。根据他的建议，摩根索希望中方给陈光甫一个财政部高级顾问的身份率团来美（注：孔祥熙与施肇基往来电文，1936年1月21、26日、2月8日，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50、253、254页；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备忘录，1936年3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1936年4卷， 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54年，467页。）。
    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白银外交已从寻求稳定银价转为争取美国支持和配合中国币制改革。它首先是想获得美国贷款，继之是希望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美国在考虑中国的要求时，力图在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摩根索想利用这一机会坚持让法币与美元挂钩，以便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日本会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进一步扩张，他又不得不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当这两者相矛盾时，他最终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