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近年来人们在反思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形成时，五四再次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海内外学界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不同立场的人受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情感反应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答。由于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因此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思潮、保守主义派的文化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潮对五四话语的重构强调了五四运动不同的方面，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思想源头的各大思想流派在构建自己的“五四”话语和“五四”形象时，都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思想争辩交织在一起，因而所谓的“五四”话语和“五四”传统不仅是对历史的叙述，而且还参与现实的实践。（注：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第42页。）正如薇娜·舒衡哲所提出的：“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为浮现出什么样的被修正的‘五四’形象而进行的斗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政治战争而展开。革命进程的曲折和转向反映在杰出政治领袖精心制作的、变化着的‘五四’的解释中。这些领袖要从过去抽取出有用的东西，舍弃掉其他的东西，这样就不得不对‘五四’进行解释。”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如此，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也不例外。“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加快政治性的细节；每当气候变得更加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文化斗争的细节。”（注：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51页。）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进步主义者一提五四便欣然向往。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进步主义者只注意到五四运动里那些响亮的揭示而忽视了它的破坏性的副作用。于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只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所构成的一幅图画。”（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88页。）保守主义者提起五四运动似乎余恨犹存，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祸乱之由。“保守主义者只注意到五四运动里那些破坏性的副作用而忽视了它的真实启发作用。于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只有‘打倒孔家店’，‘动摇民族文化的命脉’这些节目。”（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这表明，不同的人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的看法，而五四形象和五四话语就是在不断的纪念、研究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本文认为，在五四研究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造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形象。这里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旭麓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对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分类和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为例，展示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旭麓曾指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为期不过短短的二十年，然而思想界的新陈代谢却体现了三代人的不同经历。作为“第一代”的康有为、严复等人，他们吸收和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是维新志士，然而在时代的激变中，他们很快就堕落为反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封建卫道者了。这种堕落，除了他们自己不知道及时地从错误的改良主义道路拔出来的因素外，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性，不是已经取得的资产阶级文化打退了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打退了已经取得的资产阶级文化。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算是“第二代”，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虽然还在继续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政治斗争，而在文化战线上却是一无表现，孙中山此时虽然也注意到改变思想的重要性，却在那里搞回避实际战斗的“心理建设”。到了五四时期的“第三代”，除蔡元培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而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系外，其他多为辛亥革命以外的力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分子虽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却只能是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了。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人，虽然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却都是激进主义者，如果将参加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指1915年9 月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他们赞同反对儒家伦理，赞同反对封建旧文学，也在不同方面介绍和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在北大的“兼容并包”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有所掖进和卫护，他写的《洪水猛兽》、《劳工神圣》等，表现了在那时他还是一个愿意接受时代思潮的人。至于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是以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革命的旗帜下，参加了一些活动。 （2）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就那个时候发表的文章来看，钱玄同、吴虞大体上也要算到这一类型。对“打倒孔家店”也好，对文化革命也好，他们是冲锋陷阵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不一样，有的由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没有跟着时代猛进，后来回到书斋里去了。（3 ）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过渡，即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最初酝酿，在五四前夜，似乎还只有李大钊。总之，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推动下展开的。（注：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4页。）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则认为有三个“五四”：第一个“五四”是被毛泽东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续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个“五四”观只是抽出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关的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道路，而舍去了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其他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第二个“五四”是从右的方面，作为中国革命潜在前提的轨迹，这就是如胡适等后来走上与中共对立的道路的人士的轨迹。第三个“五四”是指梁漱溟的轨迹。“这是一条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基本上在同一路线上并行，但同时又有对立的‘另一个’中国革命的轨迹。”（注：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第306页。 ）沟口雄三认为，梁漱溟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三人有某种共鸣，因此，他们大致是属于同一“五四”阵营的，这样的“五四”，就是我们一直作为“五四”运动形象的“五四”。通过沟口雄三教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是“在于判明梁濑溟从‘五四’到新中国的思想轨迹，是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区别开来而属于‘另一个’。梁漱溟的这‘另一个五四’，是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道路的非中共道路，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非阶级斗争的道路。而且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倒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注：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十五、 十六期， 第315页。）由此可见，三个“五四”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
    综上所述，由于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站在不同立场的人看到的五四运动的面相就不完全一样，不同的文化派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也就强调了五四运动的不同方面，构建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具体来说，唯物史观派建构了一种“五四”运动的革命强势话语系统，自由主义西化派建构了一种“五四”运动的弱势渐进话语系统，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建构了一种特定的反“五四”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