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史观派：“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系统
    从激进民主主义派到唯物史观派的发展，“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系统日渐形成，并成为一套强势话语系统。它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
    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甚赞“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注：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原载《时事新报》1920年4月20日。）； 瞿秋白突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构筑了启蒙与救亡两大命题；毛泽东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了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张申府、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理论发言人，他们的理论研究，尤其是陈伯达和艾思奇两人的著作，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基本上沿袭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运动是革命话语系统的“五四”文本之形成的重要基础。（注：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第43页。）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指出：“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他还说：“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又说：“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显然，毛泽东是突出了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民族救亡意识。以后史学界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一体，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后期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前者是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后者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然，毛泽东后来对“五四”运动的片面性也予以了深刻的揭示。他在40年代总结“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时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版，第833页。）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所谓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则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有许多表现。进入9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是爱国青年发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反复强调：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派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分享者，她所建构的五四话语是最为系统，影响也最为广泛。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新的建设时代的到来，唯物史观派对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继承的空间在不断的拓展，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反思也在不断的深化，“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系统的建构也终将从很强的意识形态化而被学术化所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