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30年代中美白银外交可以说是以闹剧的形式在美国开场（注：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1934年的《购银法》完全是一场美国式的政治游戏，它使美国政府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维持了不到5000人的白银生产行业，因此，在经济上毫无意义。Schlesinger,op.cit.,p.252。）， 以悲剧的形式在中国展开，最后以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形式在两国关系的互动中结束。它最典型不过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联系性。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导致《购银法》的出台，继之转化为中国的财政危机，接着又演变为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而进行的一场国际角逐。
    当时正在蚕食中国华北的日本，利用中国财政危机的机会，一方面通过武装走私白银、拒绝交出白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以及反对美英援华等手段，极力破坏中国的币制；另一方面以提供贷款为诱饵，试图控制中国的财政（注：资耀华等前引文，14、25-26页。）。在华经济利益较多的英国，囿于欧洲的紧张局势，不想触犯日本的《天羽声明》，损害英日在亚洲的关系，试图通过美英日某种形式的联合行动来帮助中国摆脱财政困境（注：罗素对此有详尽的叙述，见罗素前引书，5、6章。）。英国的建议既得不到日本的响应，因为后者想独占中国，也得不到美国的配合，因为美国认为这绝无成功的希望。
    美国决策者清楚地知道它的白银政策是中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摩根索等人也的确想帮助中国减轻危机的程度，但这一想法受到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对美国财政部来说，它必须满足《购银法》的规定；对美国国务院来说，它不想开罪日本。因此，美国不仅拒绝了中国稳定银价的要求，更推翻了提供财政援助的可能性。只有当中国放弃银本位并决定抛售白银时，也就是中国的售银和美国的购银相一致时，美国才真正开始与中国合作。
    在美国决策者中，摩根索是最积极主张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位。推动其帮助中国的原因主要是他对日本在华扩张的担心。早在白银危机初期，1934年11月20日，他就告诉罗斯福，“美国正在做可能会帮助日本的一切”，他自己好像是被日本所雇佣。到了1935年12月，他甚至怀疑日本正在从中国的白银走私中积累资金用于建造军舰，以便与美国进行军备竞争（注：罗素前引书，60、156页。）。因此，在美国1935年 11月和1936年5月的两次购银决定中， 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扩张一直是摩根索和罗斯福考虑的重要因素（注：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3页。）。
    摩根索不仅担心日本的扩张，而且，他也忧虑英国对中国货币的影响力。他认为，伦敦和东京都企图把中国的货币与它们的货币挂钩。因此，他对法币与英镑之间的技术上的联系非常敏感（注：从技术上讲，法币与英镑的确有关，因为法币的汇价是根据币制改革前五年中国元与英镑的平均汇价决定的。）。当中国向美国求助进行币制改革时，他自然认为这是把法币与美元挂钩的极好机会，故一再坚持其购银的条件。摩根索的做法印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的看法，美国过去在中国的金融问题上，一直是二流角色，现在却因为白银问题而拥有了巨大影响，中国货币的前途“取决于我们的白银政策”（注：罗素前引书，130页。）。
    只是在中国一再拒绝、保证法币不会与英镑挂钩以及日本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摩根索才放弃了他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摩根索在决定帮助中国时，常常以恩人自居，视中国为“穷鬼”（注：这是他私下里对罗斯福讲的话，Blum,op.cit.,p.216。），充满了白种人的傲慢与偏见。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购银法》所造成的灾难实在是飞来的横祸。中国为了摆脱危机可谓绞尽脑汁，先是请求美国稳定银价，同意以金换银；继之做出放弃银本位的姿态威吓美国的白银派议员（注：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月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8、131页。）；最后不得不下决心改革币制。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施肇基比较准确地判断出摩根索与赫尔的分歧，因此紧抓住摩根索不放（注：早在1934年底，施肇基就从“秘密渠道……闻知国务卿与财政部长意见不一致”，施肇基致孔祥熙，1934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5页。）。同时施肇基与孔祥熙的私交极好，两人配合默契，直接联系，绕过了外交部，几乎不受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的节制（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想用顾维钧代替施肇基，国民党中央也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由于孔祥熙的反对而未果。见《顾维钧回忆录》（2），中华书局，1986年，322-323页。）。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中央银行一共向美国出售过三次白银。第一次是在1934年11月，数量为1900万盎司。孔祥熙等人显然从这次交易中认识到，利用银价飞涨之际，中国可以通过向美国出售白银获得外汇来进行币制改革。因此，1935年2月以后， 努力说服美国从中国大量购银成为中国对美交涉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次是在1934年11月，数量为5000万盎司。这次售银加强了受到日本冲击的外汇基金。第三次是1936年5月的《白银协定》，数量为7500万盎司。它巩固了币制改革的成果，弥合了因白银问题所造成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创伤。一位美国学者称，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在“几乎一夜之间”，没有经过一个金本位过渡阶段而使其货币现代化（注：Everest, A. S., Morgenthau: The New Deal and Silver, NY: King's Crown Press, 1955, 转引自罗素前引书，169页。）。这虽有夸大之处， 但的确道出了中美白银交易的重要性。
    考虑到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中国通过售银而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陈光甫与摩根索良好私人关系的建立，为其以后从美国争取援华贷款打下了基础。而摩根索至少在抑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面与中国达成了默契，把中美财政问题牢牢地限定在“纯金钱”的层面上， 限制了对日持绥靖立场的美国国务院的干预， 从而为1938年以后的名为商业援华实为政治支持的对华贷款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注：对于1936年以后的中美白银交易和美国贷款援华，参见拙作《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39页。）。
    如果进一步把眼界放宽，从中国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及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美白银外交的话，可能会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者常常问道，是哪些力量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中国的面貌？在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是费正清等人所倡导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以及帝国主义的解释模式，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到了70-80年代，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又发展出一种被柯文（Paul Cohen）称为“中国中心论”的注重中国内部力量研究的方法（注：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最近，新一代美国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又撰文指出，“民国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界定并塑造了民国的历史，因此最终也必须根据这一关系的性质来解释民国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中心论虽然在过去20年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但解释民国史未必有效，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有国际的背景。“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用一句德语来说， 彻底穿透（durchdringend）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注：William Kirby（柯伟林）：“Internationalization ofRepublicanChina ” , China Quarterly, No. 150（June, 1997）， p.433.）。
    30年代的中美白银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证明了柯伟林的这一论点，但是，重要的不是这种“彻底穿透”的对外关系，而是这种对外关系是如何与中国内部的力量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注：罗荣渠教授曾指出，“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38页。）。 中美白银外交以及中国的币制改革正体现了这种互动关系。白银外流除了造成中国财政危机外，还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事关国家财政政策、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鸣大放”（注：杨玉圣前引书，139页。）。 正是在这种财政困境和知识界的无形压力下，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才积极主动与美方交涉，利用美英日三大国在东亚微妙的均势关系，以及有限的谈判资本，不厌其烦地向美方晓明利害，最终说服美国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与中国合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的外交并不总是被动消极的。应该指出，经过近百年与西方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与西方人相同的知识背景，至少是在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掌握上不逊于他们的谈判对手（注：一位外国研究者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外交部“从全中国招募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最具有国际眼光的年轻人”。 Julia Strauss,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cs:PersonalPoliciesandState Building in China,1927-19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8,p.246,转引自柯伟林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