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美国态度的转变
    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币制改革的道路，并力图得到英美等国的理解和支持。1935年初，宋子文曾向英国表示，希望借款2000万英镑来稳定中国的货币。但英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强调中国目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白银政策，因此，“最明显的解救办法就是与美国政府就购银达成谅解”（注：罗素前引书，74页。）。这样，中国只好再向美国寻求帮助来进行币制改革。
    1935年2月5日，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合用的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为此，它建议：（1）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购银法》所需之白银。 中国至少可以在第一年出售2亿盎司白银；（2）中国希望美国能提供1 亿美元的贷款或长期基金和一笔以未来中国白银出口作抵押的同样数目的备用贷款。中国强调，在解决白银问题和建立新的货币体制过程中，“美国的作用是实属不可少”（注：中国驻美公使馆致美国国务院非正式备忘录，1935年2月5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3-134页。）。 在此之前，宋子文还向他的好友、正在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苏大使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发出类似的电报， 试图通过他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来争取罗斯福的支持（注：宋子文致布利特，1935年1月31日，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2页。）。
    中方的这一要求再次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两种意见。在国务院起草的给中国的答复中，强调只有当中国向其他列强提出这一计划并使它们对之感兴趣时，美国才会和它们一起“探讨共同给予中国所寻求的援助的可能性”。但摩根索认为这种联合行动“不切实际”，美国应该“单独行动”。他还认为这纯粹是货币问题，应由财政部“随意”处理。但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贝克（Stanley Hornbeck）则强调这一计划的政治影响，指出日本将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联合或单独的援华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摩根索只好同意国务院的意见（注：亨贝克备忘录，1935年2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536-537页。）。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的态度比上次有所改变，并不一味反对援华，同意考虑联合援华的可能性。但是，罗斯福比国务院还要小心谨慎，他认为这个答复的最后一句语气太强了，容易被理解为“美国准备与别国合作”同意“援华”。因此，根据他的要求，国务院把最后一句话改为建议“中国把这一计划交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中国币制改革有兴趣的其他国家”（注：赫尔与罗斯福来往函件，1935年2月20、21日； 赫尔致施肇基，1935年2月26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540-541、542-543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5-136 页上所译的美国的答复实际上是美方的初稿，而非中方得到的定稿。）。
    美国国务院的答复令孔祥熙大失所望，他责问道，难道不是美国的白银政策与中国的财政危机有着特殊的关系吗？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其他列强已表示，中国与美国就白银问题取得谅解是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前提。他再次重新提出金银互换的计划，并希望美国在收购中国白银时给予中国一定的期限。孔祥熙对这一措辞强硬的电报能否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没有把握，因此请施肇基来决定是否把这一电报交给美方（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3月4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6页。笔者没有在美方的文件中找到这一电报。看来，施肇基没有把电报转给美方。）。
    在争取美国援助无望的困境中，中国政府在其美国财政顾问的帮助下，决定利用世界银价高涨之际，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建立外汇对兑本位制（注：扬格前引书，461-462页。）。中国的币制改革酝酿于20年代。由于当时世界上金（价）涨银（价）落，中国作为银本位大国，其对外贸易因此大量入超。1929年，中国财政部邀请美国专家甘末尔（Edwin Kemmerer）一行来华，帮助中国设计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过渡到金本位。但这一计划因为世界经济危机，银价进一步下跌，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原因而未能实现。不过，中国政府在1933年4 月宣布“废两改元”，将银元的价值固定在7.15两，成功地完成了银本位币制的统一，“为币制改革先著一筹”（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67页。）。到1935年10月，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币制改革方案。
    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至少是大量购买中国的白银，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周，孔祥熙电告施肇基，要他“用最强烈的理由，向美方表达最恳切的要求，以取得美国的支持”。孔祥熙已意识到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分歧以及摩根索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他指示施肇基通过摩根索直接把中国的请求提交给罗斯福，希望美国能在两个月内以0.6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从中国购银5000万盎司， 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国还可以向美国提供5000万盎司。此后如果美国愿意，中国将在半年内再向美国出售1亿盎司。为防止国务院的干扰， 孔祥熙特别向摩根索强调这是一次“纯商业行为”（注：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0页。）。
    10月28日，施肇基前往摩根索的家中向他转达了孔祥熙的建议。摩根索表示，如果中国告诉他币制改革的详细方案，并通过他在中国的代表金陵大学教授约翰·卜凯（John Buck ）向他汇报中国外汇基金的用途，他会考虑中方的要求。他还希望中国将售银所得的外汇基金存放在一家美国银行而非英国的汇丰银行。第二天摩根索非常高兴地告诉罗斯福，“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让中国的货币与美元而非英镑挂钩”。国务院这时也表示愿意让财政部来处理此事（注：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2页；罗素前引书，142页；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0月29日， 《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