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领先一步的商业性农业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是宋代农业长足进步的表现之一。在这一方面，太湖流域也是得风气之先的。这里，试述当地主要的商业性农业门类。
    一、棉麻桑蚕业
    在为纺织业服务的商业性农业中，棉花在太湖流域的推广种植，无疑是一件大事。棉花，宋代以前称为木棉，也名吉贝，西北、西南和闽广早有种植。王祯指出，作为纺织原料，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麻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故而从南宋后期起太湖流域就已栽种。旧说多以为这一地区是在黄道婆于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从海南崖州返回故里乌泥泾镇以后始广种棉花，这是不正确的。大德元年（1297）元朝江浙行省颁令命“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着亡宋例”，交纳夏税木棉、布等，足证南宋时这里已广种木棉，纳为夏税了（注：《元典章》卷24。）。太湖流域在南宋后期引种棉花，尽管因纺织工艺的限制（黄道婆的贡献正在于改革纺织工艺），尚未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影响，但意义是深远的，本地区在明代成为棉纺织业中心，起步正在宋元之际。
    作为传统的纺织材料，太湖流域也种苎麻、大麻和黄麻。《嘉泰吴兴志·物产》说：“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又说：“水乡并种苎及黄草，纺绩为布，有精致者”。范成大诗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足见麻的种植在当地很普遍。但南宋晚期以后，麻的种植便不能望棉花之项背了。
    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始终是全国的桑蚕业中心。这里，蚕一年能够饲育八次，而“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寒”，天时地利人力都有利于桑蚕业的发展（注：吴泳：《鹤林集》卷29《隆兴府劝农文》；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三》。）陈旉总结当地种桑之法，主张选择滋润肥沃之地，深锄、粪壤为主要。桑蚕业作为经营性农业，已在这一地区率先成为农民赖以谋生的独立行业。湖州山乡“以桑蚕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箱”；洞庭东、西山已有人“以树桑”为常产；“杭、湖等州属县多以桑蚕为业”，而湖州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注：《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3《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程俱：《北山集》卷37《乞免秀州和绢状》。）。
    二、茶业
    太湖流域的苏、湖、常、杭等州是茶叶的主要产区，当地名茶颇多。最著名的是紫笋茶，以顾渚所出为最名贵，宜兴阳羡次之，宋初还作为贡茶进贡过100斤。湖州新芽茶在神宗即位之初也作为贡茶上贡过。水月茶为吴县西山出产，“采熔极细者售于市，争先腾价，以雨前为贵”，亦名水月芽，即后来的碧螺春。苏州灵岩山区还出产过八女茶，名闻遐迩，宋时日本僧人带回国去培育成功，至今犹传，本地反倒失传了。宋代在湖州与苏州州治以及宜兴、长兴、德清、安吉武康设立茶场，登记产茶园户姓名，收购买卖茶货。太湖流域产茶州县出产的茶额，据绍兴末年统计，湖州所属六县共计161501斤，平江府吴县6200斤，常州宜兴6122斤，总计为173823斤（注：《宋会要》食货29之17。）。而南宋初年浙西路五州榷茶数为448万斤，两个数据比较，说明浙西茶业最发达的是杭州和并不属于太湖流域的睦州（治今浙江建德）。
    三、果木种植业
    两宋时期，果树与观赏花木的种植已渐成为经营性农业的两个相邻而独立的生产部门。太湖流域气候四季分明，果树品种繁多，有利于发展果木种植业。据方志记载，这一地区的水果种类有柑、桔、梅、杏、李、石榴、梨、枇杷、枣、柿、樱桃、栗、杨梅等。
    柑桔的种植在当地最为普遍，品种也最多，其主要产地洞庭东、西山。著名品种有绿桔、平桔、蜜桔、登、香橼等。其中“黄柑香硕，郡以充贡”，即指真柑，“方结实时，一颗至值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黄柑所酿之酒名洞庭春色，苏轼为之作赋（注：《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吴郡志》卷30《土物》。）。洞庭山柑桔苗“多用小舟买于苏湖秀三州，得于湖州为上”，具有早熟、皮细味美、藏之来春“其色如丹”等优点，故在洞庭东、西山广为种植。“万顷湖光里，千家桔熟时”，“地占三乡，户率三千”，洞庭山民以“柑柚为常产”，柑桔业已在当地成为农业经济的独立门类。其收益也远高于一般农业，“桔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但“培治之功亦数倍于田：桔下之土，几于用筛，未尝少以瓦甓杂之；田自种至刈不过一二耘，而桔终岁耘，无时不使见纤草；地必南面为属级次第，每岁大寒，则于上风焚粪壤以温之”。洞庭山的“种桔大姓，不复计树若干，但云有几亩”，显然是柑桔园主，他们财力雄厚，大旱之年甚至一掷十万钱，雇工“担湖水浇树”，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注：韩彦直：《桔录》卷上；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4《苏州十咏》；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3《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