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则以常熟韩墩所产“为天下冠，比之诸梨，其香异焉，中都谓之韩墩梨”。秀州的丑梨“貌虽丑而味绝胜，闻尝进御”，作为贡品送入皇宫；洞庭西山还出产蜜梨、林梨、张公梨、白梨、黄梨、消梨、乔梨、鹅梨、大柄金花梨、太师梨等（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韩墩梨》；《琴川志》卷9《叙产》；厉鄂：《宋诗纪事》卷53《丑梨》；《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此外，洞庭山的枇杷、光福山的杨梅、虞山的白蜡樱桃和顶山的顶栗，也都是这一时期当地的水果名品。
    四、莳花业
    唐宋以来，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城镇林立，名园棋布，人们日益追求生活情趣，插花、赏花、簪花的风气日盛，促成了当地花卉业的勃兴。苏州等城镇周围出现了不少莳花专业户，范成大《菊谱》说：“爱者既多，种者日广。吴下老圃伺春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益歧，至秋则一干所出数百千朵，婆娑团栾如车盖熏笼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为之屡变”，写出莳花专业户的高超技艺。
    范成大除《菊谱》外，还著有《梅谱》，而别号吴门老圃的史正之也另著有《菊谱》。这些花谱记录了这一地区的莳花经验和名花种类。仅菊花，史氏就记载了27种，范氏记载了36种；范氏《梅谱》列举了各种观赏梅的名品。宜兴县西石庭“其他十余里皆古梅，苔藓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有小梅仅半尺，丛生苔间”（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石庭苔梅》。）。牡丹以向洛阳为贵，但李述著《庆历花品》专述吴中牡丹之盛，列有42个品名；南渡以后“有传洛阳花种至吴中者”，红、白、金、紫、黄都各有不少名品传入。从北宋以来，苏州就已是“牡丹多品，游人是观，繁丽贵重，盛亚京洛”（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牡丹谱》；《吴郡志》卷30《土物》；《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除菊、梅、牡丹，太湖流域莳栽的观赏性花木还有海棠、桂花、蔷薇花、芍药、山茶、棠棣、丁香、栀子花、水仙、月季、玫瑰、杜鹃、凤仙、芙蓉、芭蕉、兰、荷等（注：《吴郡志》卷30《土物》；《咸淳毗陵志》卷13《土产》；《澉水志》卷上《物产》。）。随着花卉业的发展，卖花人便在城镇专门从事销售和叫卖。“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的名句为当地的花卉业留下一帧历史的写真。
    五、蔬菜业
    城镇发展后，居民的副食品主要倚赖商品交易，两宋时期出现了专为城市供应副食品的专业户，蔬菜种植也成了经营性农业的独立分支。吴江就有这种专业户称“菜户孙氏”，他为汲水浇菜，专雇匠人“浚井”；这种菜户在当地其他城镇周围也有，例如湖州村民沈二八“在园锄菜畦”，“以种作为生”（注：洪迈：《夷坚志·支庚》卷4《吴江二井》：《夷坚志·补》卷7《沈二八主管》。）。菜户种植经营的蔬菜品种有韭、薤、葱、蒜、姜、芥、甜菜、香菜、莴苣、油菜、白菜、冬瓜、丝瓜、蔓菁、萝卜、胡萝卜、茭白、茨菇、蚕豆、豌豆、刀豆、扁豆等（注：此据《琴川志》、《咸淳毗陵志》、《至元嘉禾志》、《嘉泰吴兴志》、《正德姑苏志》和《正德松江府志》各十产、物产门所载。）。
    六、渔业
    枕江滨海的太湖流域湖塘密布，河浦纵横，水乡泽国的地理条件造成了耕渔结合的经济特色，为当地发达的水产捕捞业和养殖业创造了条件。这一地区有相当的生产者以渔为业，并已形成了集体捕捞的生产规模。宋人描述晚间集中网捕的情景：“渔艇纵横映远汀”，“举网时闻鱼鳖腥”（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7《松江长桥未明观渔》。）。《吴郡图经续记·物产》指出：“海濒之民兴网罟蒲蠃之利而自业者，比于农圃焉”。随着渔业的发展，当地的渔具也更为完备适用，《吴郡志·风俗》对此有详细介绍。至于捕鱼方法，垂钓之外，“又有据水畔设网，编苇为断，又独笼罩。机械不一，四时不停，随得随货，俗喜鲜食，多寡皆尽。至于桃花水生，黄梅潦涨，湖鱼溯急流而群上，渔人至施长网截巨川而取之，举网至数十尾，市价为俯”。与此同步，水产交易在当地也相当普遍。《吴郡志·风俗》说：“吴俗以斗数鱼，今以二斤半为一斗，买卖者多论斗”。吴人喜食蟹，昆山蔚州村产蟹“大而肥美，土人藏之，鬻于市，俗谓之看灯蟹”，惜售居奇已有经验了（注：《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嘉靖昆山县志》卷1《土贡》。）。
    以上各种经营性农业的长足发展，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太湖流域的传统农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内在经济活力，并推动了当地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和进步，从而提升了本地区整个经济水平。
    总之，两宋时期的太湖流域，对可耕土地已经基本完成了地毯式的开发和垦辟，一系列普遍而适时的水利工程建设全面促成这一地区水利田的最终建成，这些都为当地农业的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可能，并使其成为全国集约农业的样板地区。本地区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领先一步的商业性农业，不仅在当时全国各经济区域中引人注目（惟有两浙东路的宁绍平原稍堪与之相提并论），而且为太湖流域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终于在南宋时期一跃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并为明清乃至近代这一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