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是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最主要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水平的主要标准。太湖流域在宋代已实行了两熟制，这对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增加粮食产出数量，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两熟制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稻作两熟制。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札子》所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在熟”，即指稻作两熟制。有学者以为这种稻作两熟主要并不是双季稻的复种连作，而是所谓再熟稻，即“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熟稻。恐古所谓再熟者即此”；这种稻“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产量不高（注：《吴郡志》卷30《土物》。）。但从苏籀所说“税稻”，应不仅指自生自长的再熟稻；有意识有计划的双季稻复种连作，在宋代太湖地区虽未普及，但已出现。
    其二是稻麦两熟制。北宋后期，当地已是“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但稻麦轮作制似尚未推广，故苏轼说：“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注：《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苏轼：《东坡奏议》卷6《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小麦的大规模种植和稻麦两熟制的全面推广也在南渡以后。南迁北人从面食喜好出发，当地南人从土地效益出发，竞相种麦。宋代“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而“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优惠政策和经济困难刺激了农民（尤其客户）的种麦积极性。“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诗人记下了两浙普及稻麦两熟制的历史场景。有学者认为宋代江南“也就只能象北方那样实行两年三收”（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至少并不符合太湖流域的实际。随着稻麦轮作复种的发展，当地水旱轮作的耕作体系也渐趋完善。排水是水田变旱作的关键，本地农民在水稻刈获后，便在畦旁起垅作纵沟，再作横沟贯通纵沟，纵横交错以利排水。而整地灌水则是旱作变水田的要件，时人便在小麦收割后精耕细耙，将田面整为平畦，稻秧入田后，以勤灌浅灌方式保持一定深度的水层。
    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的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北宋当地亩产据范仲淹所说：苏州地区“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南宋嘉定二年（1209）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约略同期苏、湖的“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但“四石之田，固不多见”。理宗时高斯得说：两浙“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注：《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宋会要》食货6之31；岳珂：《愧剡录》卷15《祖宗朝田米值》；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宋元之际，方回《续古今考》卷18指出，吴地之田亩产米三石，山田二石。综合以上数据，太湖地区普遍的亩产量在三石左右，少数上田可达五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
    良种的引进与品种的改良，是粮食生产提高产量、满足需求的重要环节。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粮食品种之多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以稻为例，如以成熟早晚而论，在粳稻中以稏稻较早，箭子稻、乌口稻、雪里寻、师姑粳皆晚熟，而红莲稻、乌野稻、白野稻、稻公拣等都有早晚两个品种，麦争场六月就成熟，闪西风则迟至八月；糯稻中秋风糯早熟，而抄社糯“未交社先熟”，师姑糯和矮糯都属晚熟品种；至于赤谷稻似为补种的稻种，而“立秋日如东南风，不撒种”。以成色形状论，稏稻精白，师姑糯皮黄而圆，金钗糯皮糠黄而粒扁，雪里寻、雪里拣颗粒硕大。以吃口质量论，乌口稻“其谷色黑”，是“米之最下者”；香g米“米粒甚香，晚熟，著数合，余饭皆香”；箭子稻是贡品，“此品最高”。红莲稻在唐代颇有种植，故陆龟蒙诗说“近炊香稻识红莲”，其“米半月有粒，确时红粒先白”，但北宋一度不种，南宋因其早熟味香，在太湖流域再广为莳植，范成大说：“二十年来，农家始复种，米粒肥而香”，公认为“米之最佳者”。故《吴郡图经续记·物产》说：“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上之所宜，以次种焉”（注：《玉峰志》卷下《土产》；《琴川志》卷9《叙产》；《吴郡志》卷30《土物》。）。
    值得一提的是占城稻的引进和改良。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中祥符四年（1011），因两浙江淮“稍旱即水田不登”，宋真宗派人赴福建取占城稻3万斛，分给两浙等三路，“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后经改良，使其能适应各种水土气候而成为不同品种，太湖流域的六十日稻、赤谷稻、金钗糯等都是占城稻的改良种，六十日稻又名早占城。对占城稻的浸种，在实践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熟，如甲坼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宽竹器贮之。于耕过田细土停水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莳”（注：《宋史》卷173《食货上一》；《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
    由于重视新品种的引进和改良，仅《玉峰志》卷下《土产》和《琴川志》卷9《叙产》所载昆山和常熟两县的水稻品种，去其重复至少也有50种以上，糯稻中的宣州糯和粳稻中的睦州红，从命名的地名即知是引进的良种；而乌青一镇就有籼稻70余种，糯稻40余种；倘据太湖流域的有关方志作一统计，两宋时期这里的水稻品种应过百数。难怪当地人自豪声称：“吴地宜粳稻，玉粒甘香，为天下甲，其种名不一”，诗人范成大还把一连串的稻米名品写入他的诗里（注：《琴川志》卷9《叙产》；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6《劳番耕》及注。）。太湖平原是宋代粳稻主要产区，肥田沃土在精耕细作下，最宜粳稻生长。曾在湖州为官的王炎说：“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其他诗文也可印证：“犁田待雨插晚稻”，“浙西纯种晚秋禾”（注：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省论马料札子》；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1《刈麦行》；曹勋：《松隐集》卷20《浙西刈禾以高竹叉在水田中望之如群驼》。）。除去水稻，当地粮食作物还有大麦、小麦、荞麦、粟、黍、胡麻（芝麻）、豆类等。仅据《琴川志》，这里豆类就有十余个品种。
    太湖流域是宋代最大的粮食产地，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所谓“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而这里的丰歉也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粮食供应，“故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充然有余”，米价也大幅回落。例如熙宁五年（1072），“苏湖大稔，米价视淮南才十分之五”（注：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9《上吕相并呈中书咨目》；《吴郡志》卷37《杂记》；《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戊寅。）。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宋代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主要是作为税米漕运入京，以保证中央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此外，和平时期，太湖流域不啻是国家赈灾济民的备用粮库，如皇祐四年（1052），江南饥荒，遂命苏州运米50万斛赈贷饥民。战争时期，太湖流域更是军粮的大宗征集地，例如建炎二年（1129）命浙西籴米40万斛供东京留守司支用；绍兴十八年（1148），浙西军储米额竟高达76万斛。
    太湖流域粮食增长趋势是明显的。以苏州税米为例，宋初才18万石，元丰三年（1080）升至35万石，元符二年（1099）竟激增至60万石。再如南宋和籴，浙西路原为105万石，到嘉定时期（1208-1244），仅平江府的和籴数就高达100万石；嘉定以后，常熟一县“岁籴多至三十万石，少亦不少十四五万石”，为该县苗税的三四倍之多（注：《吴郡志》卷1《户口税租》；《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丁未；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7《进故事》；《琴川志》卷6《叙赋》。）。在税米与和籴米的巨大增幅背后，尽管有剥削加重的因素，但水利田的开发与亩产量的提高却是最根本的前提，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粮食生产的举足轻重的实力和地位。“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最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一局面要直到明代才逐渐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