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存在了10年。从“中顾委”的设置和撤销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的历史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演化进程。
    一
    十年内乱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一批曾经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又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一举措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错必改的精神。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中间大体历经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人，面对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繁重历史使命，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和新老干部如何顺利交替便成了“领班人”邓小平不能不予以关注和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过渡的办法。在邓小平看来，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邓小平完成这项工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当时他采取的措施是相当谨慎的。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 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4页。）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问题也就搁置起来了。
    1977年，邓小平再次重新出来工作后，先是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紧接着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解决组织路线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解决老干部的问题，也就成了这时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又说：“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1。）这里，邓小平实事求是分析了老干部所处的状态，讲明了新老干部交替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紧迫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还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此时，邓小平已经意识到，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曾这样表述：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认为，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
    1982年7月30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时，邓小平指出：“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414。）
    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退下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1982年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第三章第二十二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
    这一史无前例的创造，引起了国外观察家的高度重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福尔评论说：“邓小平搞的新旧交替似乎证明共产党政权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使领导班子实行有条不紊的新旧交替，又能使庞大的机构恢复青春活力。”（注：转引自萧诗美：《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这一解说可以说诠释了邓小平关于设置“中顾委”的本意。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邓小平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并选举产生了172名委员， 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干部率先垂范地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
    在新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成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这样，在成立之初，邓小平就为“中顾委”定了调子，也大体定下了行程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