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21。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但有删节，易生误解。）这就是宋代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场著名对话，熟知者颇多。其实，早在文彦博之前，北宋治郡名臣张咏也说过“共治”的话，不过不大为人注意就是了。《乖崖集》卷9《升州到任谢表》中说：“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下，英断比於太祖，宽仁类於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张咏此表，上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比文彦博之言早了八十多年。但张咏之表，虽言及“共治”，可是不及文彦博所言明确，又非在庙堂宣告，故讨论这个问题，仍以文彦博所言为准，是较为适宜的。
    专门讨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个问题的论著，尚未曾见到。注意及文彦博此语者，多着眼于其阶级本质，通过文彦博之语揭露赵宋朝廷的统治性质。笔者无意否认这一点，也不拟再从这一方面讨论，而是想通过对文彦博之语的分析，揭示北宋政治结构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尚注意得不够。笔者以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道破了北宋政治的奥秘，是理解北宋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也深刻反映了北宋政治的现实。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由魏晋隋唐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是唐宋间发生的巨大变革之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说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制的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宋代政治的本质性东西。
    为便于分析，更清楚界定文彦博之语的含义，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士大夫”一词的含义。
    按“士大夫”一词，出现甚早。《吴子·励士》与《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注引《魏书》，即已出现“士大夫”一词，但这两处的所谓“士大夫”，乃指将帅之佐属。这与文彦博所说“士大夫”的意义，显然不同，故可置而不论。
    《周礼》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载：“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王公”曰：“天子诸侯”，注“士大夫”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即“士大夫”是指居官有职位的人。《韩非子》卷17《诡使》所言“士大夫”，即是此意。
    《荀子》第16篇《强国》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道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晋书》卷55《夏侯湛传·抵疑》载：“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这两处的“士大夫”，乃指文人、士族。
    宋代的所谓“士大夫”，究竟何所指？宋人的话应是最有力的准确说明。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四月，有一条胡三省的注说：“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胡三省乃由宋入元之人，其所言宋代“士大夫”的含义，自然更切合宋代的社会实际。如是，则宋代所谓“士大夫”之含义，与《周礼》、《韩非子》所说大略相同，实指官户而言。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是说皇帝与内外在官之人共治天下。官僚政治的体系，昭然若揭，勿庸多言了。
    下面，具体分析“共治”的诸层面。
    二、皇权与相权
    对于北宋尤其是宋初的相权，多持削弱说，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如此。其实，宋初削弱相权说或是北宋削弱相权说是颇可质疑的。笔者有《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两文，详加考察，证实在宋初三朝，“相权削弱”说是不成成立的。友人王瑞来先生，更全面考察了宋代的相权，与笔者持相同观点。[1]
    “相权削弱”说的主要论据是参政分权、枢密分权、三司分权、监察分权，这无异是说助手与具体主管部门可以分去宰相的总理之权，其之不能成立，不言而喻。另一论据，则是宋代皇权的扩展及其对相权的限制。诚然，比起中唐以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宋代皇权是大大拓展了；即或比起贵族政治时代的其他皇帝来说，宋代皇权的提高，也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大为扩展和提高的宋代皇权，确有其限制相权的一面，但与皇权发展的同时，相权对皇权的限制，也在发展，如果忽略这一方面，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王瑞来先生在《论宋代皇权》中，认为宋代相权大过皇权，[2]笔者亦不以为然。“共治天下”，恐怕才是比较恰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