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理论事以法治之
    唐宋时期，是一个思想大变革时期。
    唐代以后，在儒家学术被束缚在注疏中的情况下，不数士人另辟蹊径，凭己意说经，开穿凿附会之学风。实际上，这是汉代独尊儒术后一次解放思想的伟大尝试，并且获得了日益明显的成功。唐代道、佛两教的兴盛，又给予这种学术思想的解放尝试以巨大影响。到了宋代，讲性命道理之风日盛，凡事必明辩其理，这种风气逐渐统治了宋代的学术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即曾指出：“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观念。只有在开放的心态下才能讨论学术。宋儒就是这样。他们到处寻找对话，寻求思想的交锋。”[4]这种风气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大谈道理，说辩不休，争执不已。而争辩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这种风气，反映出政治方面较为开明与开放，对维系“共治天下”的局面至关重要。
    宋初执政十余年的名相赵普，可说是赵宋皇朝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赵普即认为，天下万物之中，“道理最大”。沈括《补笔谈》卷1、李季可《松窗百说》与《中兴两朝圣政》卷47，均记载了此事。《中兴两朝圣政》载：乾道四年（1168年）三月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奏：“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听完后说：“固不当任私意”。在这段记载后，史臣留正等人评论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亲与故者。若不顾道理，则曰：予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孝宗）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以蔽之：‘固不当任意’。呜呼！尽之矣”。
    正因为认定“道理最大”，故赵普对太祖说道：“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注：《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八月。）北宋学者罗从彦评论赵普之语曰：“赏罚者，人主之大柄也；赏所以劝，罚所以惩罪，天下共之”。“普之言赏罚，盖合天下之大公，无可贬者”。（注：《罗豫章集》卷1。）南宋后期学者罗大经也说：“至於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於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於道而曲从”。（注：《鹤林玉露》甲编卷3。）这些言论可以反映出，不仅是北宋，直至南宋后期，“道理最大”都被认为是维持君臣关系的准则，皇帝与士大夫都必须遵守这个准则。在此准则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便是“共治天下”的局面。依理论事，是北宋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理”，制约皇帝，制约士大夫，制约一切人。因此，对政治大事、国家大事，进行充分的说量、争辩，自是议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此一来，更多的士大夫参与了对国家大事的决定，进一步保障了“共治天下”的局面。
    仅有依理论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法制的保障。宋代是个宣扬与讲究法制的社会，两宋三百年间，举事动辄言祖宗法制、祖宗家法，循而行之。北宋一百七十年间，尤其如此。
    宋初，“乘五代衰乱之余，太祖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多阔略”（注：《诸臣奏议》卷17，曾肇《上徽宗论惟材是用，无系一偏》。太祖及其主要辅臣赵普，为了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法制建设。太祖曾对赵普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注：《中兴两朝圣政》卷12，绍兴二年十二月吕颐浩言；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宰相赵鼎因奏事，对高宗说：“祖宗於兵政最为留意，盖自艺祖践阼，与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也。”（注：《中兴两朝圣政》卷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这两段出自最高统治者的话语说明，宋初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是着眼于后世的，为子孙立法则的。
    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转对札子》（注：《诚斋集》卷69。）中，曾讲述一个故事，很形象地反映了宋初重法之深意，耐人寻味：
    太祖皇帝尝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帝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故也。帝怒，问宰相赵普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
    正是由此“深意”出发，宋初制订了许多法律条贯。
    宋初，在后周《刑统》的基础上，重定《刑统》三十卷，作为基本大法。作为对前代法统的继承，《刑统》与《唐律》基本相同，再次颁发，不过是郑重重申其有效性而已。针对宋代的新情况，采用《编敕》的形式解决。《编敕》与《刑统》一同刊板模印、颁行天下，共有4卷。后来，各代皇帝都有《编敕》编集刊行，神宗时的《元丰编敕》，竟多达二千多卷。此外，还有一州、一县、一司、一务的《编敕》，如《三司新编敕》、《景德农田敕》等。作为现行法令的“敕”，更适合当时的现实，所以后来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今世断狱，只是敕，敕中无，方用律”。（注：《朱子语类》卷128，《本朝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