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局面下，是不能允许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对士大夫横加攻击的。《却扫编》卷中记载：
    仁宗朝，有内臣出使回，言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参知政事王尧臣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悟，立黜宦者。
    这样保护士大夫，也使一般士大夫增加了责任感，更感到国运与己息息相关，“以天下事为己任”，为国事而奋力争辩。这种畅所欲言的民主空气，为后世士大夫所怀念和推崇，称为“治世”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自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的澶渊之盟后，宋辽间恢复和平局面，宋朝的北部边境近百年无事。其后虽有与西夏的战争，但波及的主要是陕西四路而已，整个的宋朝社会，呈现出和平安定的景象。加之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大政方针无大变化，因此，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繁荣起来。宋朝的户数，自三国以后八百年来第一次突破一千万大关，嘉祐八年（1063年）达到一千二百多万户；岁入缗钱之数，也从真宗时的2650万贯增加到仁宗时的3680万贯。[5]所以，仁宗时期的经济繁荣的景像，多少还有些“治世”之景象。但是，经济状况并非是士大夫们称颂仁宗朝为“治世”的原因。
    五、历史背景的考察
    北宋时之所以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并非偶然，而是渊源有自的。
    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是唐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崩溃了，租庸调税法也实行不下去了。面对客观现实，唐代统治者认识到，要维持并稳定其统治，只能承认既定的土地所有关系，并改进税收办法，于是杨炎的“两税法”便应运而生。两税法承认了地方豪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采取了简单易行以及至少在形式上合乎赋税平等负担的原则，它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唐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扫荡了魏晋以来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在其后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地主势力，不再是凭借其高贵的门第，而是凭借其对土地的控制，在政治上发挥着影响。到宋代，两税法的实行已确定不移，而地主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然号为“田主”，反映出专制的中央政府已然确认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力，以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效忠。[6]同时，至少从隋代大业（605-618年）年间就已出现的租佣契约关系，到宋初已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政府也不能不予以承认。[7]宋代不仅“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而且鼓励官僚购买土地，以强化中央集权的阶级基础。这日益强大的阶级基础，其发言权和影响也不能不日益扩大。这乃是经济力量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去。
    北宋的士大夫，作为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实在是地主们在政权中的代表。北宋科举的改革，使科举取士严格化、制度化，取士名额又较之唐代扩大了数十倍。这样，不仅地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而且包括劳动大众中的杰出者，均被吸收进士大夫的队伍中，使士大夫的队伍日前扩大。而赵宋皇朝给予官户的种种优待，又使士大夫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占有土地，成为地主，确保了其阶级地位的可靠。马克思指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679页。）北宋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作为由和平过渡而产生的赵宋皇朝，其布衣将相之多，是前此同类政权中所没有的。“元非科举入仁而特蒙大用，或赐同进士出身，方可执政，盖国朝法也。”（注：《朝野类要》卷3《赐出身》。）这样，不仅保证了执政大臣的知识水平，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知识阶层中产生异己力量。两宋有三次大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军中，没有士大夫为其军师；方腊起义军的军师，据说是个桶匠，而“太学生”吕将之言，方腊却听不进去；钟相、杨么军中，也没有占显赫地位的士大夫。如果把这三次起义的情况，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朝黄巢起义军相比较，内中知识阶层的多寡是有明显差别的。应当承认，这种变化与宋朝的统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既有经济力量为后盾，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士大夫，对于国家大事，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敢于直抒己见，而且其意见使皇帝也不能不认真听取与考虑，于是便有了“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唐摭言》卷1记载，唐太宗看到应试的读书人鱼贯而入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禁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以“英雄入彀”而得意，宋代君主则无此类言论。二者之间，差别甚大。“共治”局面中的君主，当然不会再有此类言论了。
    从社会思想方面的发展看，唐末五代的变化，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就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研究儒家学说的经学，却陷入了今古文之争的宗派斗争中，两派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由朝廷予以颁行，成为官书，科举取士亦以此为准，以行政的力量结束了东汉以来的经学宗派斗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集汉魏以来注疏之大成，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做了一个总结。这样，儒家学说就被束缚起来了。[8]
    在儒家学术被束缚的情况下，唐代的佛教，尤其是道教，却蓬勃发展起来。道教借助李唐皇室的力量，在唐代大部分时间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凌驾于儒、佛之上。在道教得势之际，同样尊崇老、庄的道家学说也广为流传。因此，此时虽然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未变，但道家的黄老思想却大为流行。中唐的安史之乱以后，便是近二百年的战乱与动荡，人心向往和平，人心思定，主要提倡清静无为、简易为政的黄老思想，遂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为一般士大夫所尊奉。《旧五代史》卷80《晋高祖纪六》，史臣评论说，晋高祖“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拖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可知到五代时，黄老思想已深入人心，且为统治者所遵奉。到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黄老思想继续流行，仍为统治者尊奉。[9]提倡“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流行，为共治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