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唐末五代近二百年的大动乱，士大夫们对于君主和国家等政治观念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感到，国家的盛衰与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国家的维护，不仅皇帝有责任，自己更有责任。北宋大臣张方平的《乐全集》卷19有《上疏一道》，疏中说：“夫国之所谓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义犹一体”之语，充分反映了士大夫们的责任感。虽然他们的三纲五常的观念仍不可动摇，但他们不再认为统治国家只是皇帝或皇族的事了；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是国家的主人了。这种时代观念的改变，使士大夫及其代表--执政大臣，以维护皇朝统治为己任，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并且公然宣告，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
    唐末五代，武人得势，凭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掌握了统治权的武人，不能不借助于幕僚文人的帮助。《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记载道：“自广明（880-881年）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此外，后唐庄宗有郭崇韬，后唐明宗有安重诲，后晋高祖有桑维翰，后周世宗有王朴，都是其谋主，对政权建设起过重要作用。后汉专靠武人，灭亡也最快。宋太祖赵匡胤在当上节度使后，在其幕府中也聚集了一批文人谋士，如楚昭辅、吕余庆、王仁赡等人均在其幕府，而以赵普为谋主。于是，在五代时期，已出现了武人掌权、文人施政的局面，主要的施政方针与政策，均出自文人谋士之手。正如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己酉秘书省正字李弥正所说：“古者创业中兴之主，必有谋臣，任专责重，忧勤逸乐，与之终始”。（注：《中兴两朝圣政》卷18。）赵宋皇朝建立后，社会逐步走向安定，国家实现了统一，武人的作用与地位下降，而文臣施政的局面却依然如故，并且有所发展扩大，终于演变成共治天下的局面。而共治天下的局面，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稳定。
    六、结语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关键是要健全法制，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赵宋皇朝自建立后，便把法制的健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用法律化、制度化的改革，终结了中唐以来二百年的混乱局面，重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时代之使然，赵宋皇朝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使北宋近二百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能循制运行，有条不紊，其稳固程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少见的。因此，在研究北宋政治时，必须首先注意及考虑“共治天下”的局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之所以遭到激烈反对，归根结底，是触犯了广大士大夫的利益，故为士大夫们所不容，尤为上层士大夫所反对，在当时必然要失败，或是变质。而维护士大夫权益的司马光、文彦博诸人，成为士大夫们称颂的名臣贤相，大受褒扬，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法治社会时期，我们认为宋代是个法治社会，也只是比较而言，宋代更多地强调法治罢了。这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古代社会是个人治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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