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律与敕外，宋朝还制订、完善了令、格、式。此外，还有许多“家法”，以约束皇室、外戚、宦官等人，防其乱政，比如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北宋大臣富弼说：“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注：《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又见《诸臣奏议》卷12。）到仁宗时，“法严令具，无所不有”。（注：《临川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以说，法制的完善，才真正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使宋代社会走向和平、稳定与发展。南宋陈亮即说：“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议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注：《陈亮集》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完善法律制度，强调依法办事，不仅限制了皇权，也制约着广大士大夫。建立在这种法治基础上的国家，其稳固性是可以预期的。
    北宋的法制建设，不仅表现在法制的完善上，而且表现在对法律学习的提倡上，由此影响到一代士风。乾德三年（965年）闰八月，太祖曾下诏：“献书人送学士院，试周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注：《麟台故事·拾遗》卷上）太宗也说过：“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注：《宋朝事实》卷16，《长编》卷30。）雍熙二年（985年）四月丙子，太宗下诏曰：“法家之学，最切於时，废之已久，甚无谓也。可复置明法一科，亦附以三小经（指论语、尔雅、孝经），庶使为学精专，用功均一”。（注：《太宗实录》卷33。）端拱二年（989年）九月戊子，诏京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许上书自陈，当加试问，以补刑部、大理寺官属，三岁迁其秩。至道二年（996年）闰七月庚午，有司言，诸州阙厘务京朝官共五十余员，诏左右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於州县幕职中保举廉恪有吏干、可任以事者一人。（注：《太宗实录》卷78。）在最高统治者如此提倡之下，学习法律逐渐蔚成风气。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俘说过：“予自幼服儒教，味经术，尝不喜法家者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入官，决断民讼，又会诏下，为吏者皆明法令，考绩之日，用是为殿最，乃留意焉”。（注：《小畜集》卷15《用刑论》。）在流风之下，当然也有异议者。咸平五年（1002年）十一月，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即上疏曰：
    今法令之文，大为时所推尚，自中及外，由刑法而进者甚众，虽有循良不吏，亦改节而务刑名也。然则刑法者治世不具，而不可独任，必参之以德教，然后可以言善治矣。
    然而，流风难挡，愈演愈烈。北宋后期的大文豪苏轼也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注：《东坡全集》正集卷3《戏子由》。）流风所及，有宋一代的大文豪，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等人无不精通吏道，为政都有善绩。
    宋代用人，重用文臣，忌惮武将。文臣中，又重用通吏道者，不重文学之臣。太祖常对秦王侍讲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注：《说郛》（百卷本）卷9引《涑水记闻》。）宋初大臣多是精通吏道、号称厚道的人，特别压抑所谓浮躁之人。太祖朝的宰相，赵普精通吏道不必说，其他范质、王溥、魏仁浦、薛居正等人，都是通吏道而循规蹈矩之人。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吕端诸人，真宗朝的宰相李沆、向敏中、王旦、寇准、毕士安等人，无一不精通吏道。可是，象张去华，虽因考核优而升官，“朝议薄去华轻躁，自是凡十六年不迁”。（注：《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陶谷在宋初号称文章最优，但始终不为执政，得不到重用。（注：《续湘山野录》。）从宋初开始的这种用人之道，一直贯穿于北宋一代。这样，促进了士大夫对法律的学习和对吏道的重视。真宗以后，一般文学之臣亦通吏道，故而其受压抑的情况也就罕见了。学习法律，通晓吏道，对于贯彻执行法制，实现依法治国，是极有帮助的。宋代士大夫有文化，学法律，通吏道，对于军国大政的认识必然深刻得多，因此他们论述的治国之理，多能切中时弊。这样，又增加了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兴趣和干预的信心，论辩之风更盛。
    在法制的基础上，互相制约的皇权、相权、监察权，通过道理维持其平衡，共同控制着北宋国家机器的运转，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就是北宋政治的现实，也是其不同于唐代及其前政治局面的新特征。
    四、仁宗朝政治之剖析
    作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型案例，莫过于宋仁宗朝的政治局面。下面，试加剖析。
    赵宋一代，一般认为，以仁宗朝四十二年为最盛期，有“庆历之治”的美誉。《中兴两朝圣政》卷13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癸亥，宋高宗说：“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临御最久，恩泽及人深，朕於政事间未尝不绎思仁祖，庶几其仿佛也。”（注：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5。）《东都事略》卷6《仁宗纪》的末尾，论曰：“神文皇帝（即仁宗）即位四十二年，恢廓有圣度，以大公至正临御，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尊敬大臣，容受直谏。其於宫室苑囿，无所兴作，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上曰：‘吾奉先帝苑囿，犹谓其广，何以苑为！’其事天地宗庙，则齐栗不自胜，或遇时变，必跣足露立，致祷於庭，退则静思所以致变者。所幸张贵妃，每责以正礼，见其以珠玉为饰，则却而不视，帷亦衾裯，多施以缯。元昊不臣，怀以文德，契丹渝盟，敦守大信。专务恭俭，以德化民。天下大辟，有疑而情可闵者，皆令上谳之，所活岁以千数。吏有失入死者，则终身不用，尝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罚乎？’是以四海之内，举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又能传政贤明，克昌景祚，乌虔虞仁哉！”《宋史》卷12《仁宗纪》的论赞，前半段抄自《东都事略》，后半段说：“至於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见。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至於乱。《传》曰：‘为人君，止於仁’。帝诚无愧焉！”